王安石光环背后：励精图治的宋神宗打开北宋灭亡之路

提起宋神宗，人们第一个想起的是都王安石和变法。这个名字一直以来都掩藏在王安石巨大的光环之下。但事实上，当我们透过王安石的光环仔细去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才是这段大变法的真正主导者，无论是号称“富国强兵”、“摧抑兼并”的熙丰变法，还是声明恢复前朝（唐）规整旧制的元丰改制，其最终的路径指向和背后的根本效果都是取消一切对皇权的制衡和监督，去除一切对皇权的直接运行造成“阻碍”的分权和反对的可能，最终造成神宗乾纲独断的政治格局。这个充满皇帝一厢情愿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皇帝决策错了怎么办？并不是“明君”的神宗在他还没更大折腾之前就去世了。在他那长命而又以荒淫昏庸出名的艺术家儿子宋徽宗手中，这套集权体制发挥最大的效果，北宋在新兴的金打击下猝然崩溃。这是真的崩溃，来自王朝内部。打开灭亡之路的，正是励精图治欲大有作为的神宗。【详细】

宋神宗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皇帝，他励精图治，锐意改革，被誉为“一代愤青”。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很牛气的皇帝，却屡遭臣子们顶嘴，弄得心情郁闷，牢骚连连。 【详细】

元老文彦博当堂顶撞

熙宁四年(1071)三月，论证会如期召开。会上两派的观点水火不容。“力挺派”的总代表自然是宋神宗，而“拍砖派”的核心人物是比神宗年长40多岁的元老级人物文彦博。这文老头是历史上有名的寿星宰相，曾伺候过神宗的爷爷宋仁宗和爸爸宋英宗。仗着这点资本，老文底气十足，根本没把20岁出头的神宗放在眼里。
    辩论中，文彦博放出狠话：“祖宗(指宋太祖)法制俱在，根本用不着变哪门子法，硬整，只会丧失人心。”他愤然冲神宗顶道：“陛下请别忘了，您是在同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详细】

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元丰年间，神宗打算杀一名漕运官员。宰相蔡确回答，“祖宗以来，未尝杀过士人，您这么做是要开先例喽！”神宗心里咯噔一下：杀个人事小，坏了名声事大。看来这恶例还真是开不得。但这厮贻误大事实在可恨，必须治罪。于是指示蔡确：“既然如此，不杀也罢。给我刺上字，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偏远之地。”
    章惇冷不丁冒出一句打有埋伏的话：“这么办，倒不如杀了他。”“常言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章惇回答得很精彩，很经典。一句话把神宗噎得够呛，他有点恼羞成怒：“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姓章的不仅没收敛，反而顶上一句更有分量的：“如此快意事，不做也好！”面对如此牛气臣子，神宗默然无语。 【详细】

制度倒退 专制加强 弊政横生：宋神宗推行君主独裁导致北宋灭亡

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逐渐减少，专制性日益加强。从制度层面上说，这是大倒退，历史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一种比较好的制度遭到破坏，要想再修复是很难的，北宋王朝只能继续沿山坡往下滑去。如果是比较能干的皇帝在位，独断的副作用稍小一点，下滑得慢一些，遇到政治上糊涂的皇帝，局面就完全变了。缺乏政治眼光的徽宗上台，先后重用蔡京、王黼为相。他们进一步鼓吹独断，童贯、梁师成之流时时假借御笔弄权，与奸臣里外勾结，弊政横生，最终亡国亡身。论其原由，是宋神宗破坏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的必然结果。【详细】

宋神宗破坏了什么：仁宗朝所有政务必经宰相 皇帝无法独断

北宋前期才要求凡是皇帝直批示的旨，必须通过中书门下或者枢密院的覆奏。如果没有中书门下的参与，皇帝的命令是不能成为合法的官方命令的。就政务的流经部门来看，基本所有的政务都要以各种形式经过中书门下。这就使中书门下在政务处理中与皇帝一起发挥重要作用。从权力角度看，皇帝和中书门下分担政务的决定权和办理权。北宋前期，中书门下和皇帝是互相依存的两个处理政务的重要部门。他们处理政务的过程中互相分工互相依存。他们都具有政务的决定权和办理权。因政务事情的重要程度来分别行使权力。就政务决定权看，北宋前期制度上规定中书门下和皇帝共同分享决定权。【详细】

“祖宗之法”，也叫“祖宗家法”、“祖宗法”、“祖宗之制”、“祖宗法度”、“祖宗典制”、“祖宗故事”等等，在宋代出现频率之高，应用之广，任何对两宋文献稍有涉略者都会予以关注的。
    从1976年10月走过来的人，对那句“矫旨”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遗嘱”，应该还不至于完全淡忘。打一个不恰当的譬喻，“祖宗之法”就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宋代版，而“按既定方针办”不啻是“祖宗之法”的现代版。对“祖宗家法”的把握，不仅是理解宋代政治特质一把管钥，也会引发我们诸多思考。【详细】

祖宗之法的提出，与宋人对前代、尤其是李唐政事的反思有关。在唐宋社会转型中，身份性的世族制度彻底解体，非身份性的庶族势力成为主体，社会变动不居，正家之法成为一些士大夫家族借以自保的手段。士大夫的这种治家礼法，日渐进入君臣的视野。【详细】

后世帝王对其开国祖宗，一般都持有祗畏敬奉的心态，也力图总结并继承他们的治道家法。帝王的“祖宗家法”区别于庶民家法的关键，就在于前者从根本上规定并制约着“国法”的取向与施行。在家国同构的封建政体下，家法族规作为“准法律规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形成家法补充国法、国法混同家法的历史现象。【详细】

对“祖宗家法”的把握，需要区分不同的时段，区分行动的群体，即便是同一群体甚至同一个人，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对“祖宗家法”的认识、阐释也会有所不同。倘若深入剖析“祖宗家法”，不难发现它是由一系列做法与说法组合而成。对“祖宗”的认定，也是与时俱进的。“祖宗家法”并不是一种固定具象、条目清晰的实体；而是诸多规定背后起制约作用的轨范，反映宋代制度文化的精神性内核，反映着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一种理念。【详细】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裁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变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金融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变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详细】

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不会再打胜仗。【详细】

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规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错百错。他不能给对立面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旦给对立面留下余地，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下被攻击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盘否定。当然，聪明的政治家也许会名义上否定对手，而实际上仍采用对手的一些有合理性的政策，但司马光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从容考虑这些问题。 【详细】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详细】

元丰年间，变法由宋神宗一手掌控。变法颇有转向。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富国的变法内容加强了国家专利的分量，而发展经济、抑制兼并的成分则进一步弱化；二是强兵的倾向压倒了富国的内容，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成为变法的重头戏。另一方面，他对立国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史称“元丰改制”。这次改制，职官制度有所理顺，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但决不是政治体制上带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机构改革）。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严格意义上的王安石变法或熙丰变法画上了句号。【详细】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实践中仍操之过急。改革方案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社会各阶层都没有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神宗也有同样毛病。【详细】

免役法由差役改为雇役，不失为历史的进步，但其要害并不是“免役”，而在于役钱。按理说，差役原是乡村上等户的事，如今却规定乡村下户也必须缴纳原先所无的役钱，无论如何是额外的负担。其结果只能“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也完全违背了安民的初衷。 【详细】

用人不当，是熙宁新法不得人心的重要原因。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最大弊病，就是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正确的路向应该是既重立法，也重用人。【详细】

宋仁宗朝的政治平衡：皇权无为而治 在宰相和台谏间维持平衡

宋仁宗朝的政治架构可概括为皇权、相权、谏权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其中皇权无为而治，不处理具体政事，而由宰相处理具体政事，为防止宰相专权，所以重谏权以牵制之。当相权与谏权发生矛盾时，皇权从中调节，不让一方势力坐大，让双方处于大体均衡状态。同时相权、谏权又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这种体制的形成，首先源于宋仁宗奉行无为而治。宋仁宗的无为而治有两层涵义：其一，宋仁宗很少亲自处理具体政事，而是“推委”大臣，重用宰相、台谏；其二，宋仁宗朝无国是。皇帝无为，大臣有为；大臣直言极谏，皇帝乐于纳谏，君臣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皇权、相权、谏权良性互动局面。【详细】

宋神宗朝政治平衡崩解：皇权独大 宰相和台谏必须服从皇帝

宋仁宗朝皇权、相权、谏权相互制衡的机制到宋神宗朝即遭到破坏。首先表现在谏权遭到压制。宋神宗朝的宰执贬降主要是因相权触犯了皇权，因为变法是皇帝的既定方针。王安石贬降台谏官，表面上是相权压制谏权，实质是皇权压制谏权。所以宋神宗朝的权力格局表面上是皇权、相权联合压制谏权，实质是皇权独大，无论宰执、台谏都要绝对服从皇帝。宋神宗需要的谏官不是真正的谏官，而是天子耳目甚至是天子爪牙。宋神宗朝有国是--推行新法，表明神宗是有为之君。宋神宗朝国是的出现，并非神宗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是神宗以国是为工具压制反变法官员。本质是皇权专制性加强的表征。【详细】

11世纪中后期，北宋王朝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与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联手推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运动。针对军队，“省兵并营”，即精简军队员额，裁减老弱士兵，将原61岁退伍年龄降至50岁以下。禁军按马军一营300、步军一营400的编制进行合并。厢军按每指挥不超过500人裁并，使军队总员额减至79.6万人。冗兵由此大省”。实行“将兵法”，针对“更戍法”弊端，新设“将”一级编制单位，辖兵力几千至万余人，设正将副将为统兵官，将之下又有队、部，统兵官为队将、部将。【详细】

改变了军队指挥体制和编制体制。初步改变了“守内虚外”的力量部署。军队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战斗力有所提升。从北宋设立武学开始，我国已开始有了军事学校的雏形。【详细】

这在对辽的妥协和对西夏战争的惨败中得到了证明。宋廷担心自己的军力无以阻挡辽军的进犯而决定屈从辽的要求，做出让步，放弃了700里土地。宋决定乘西夏发生内乱对西夏发动进攻，但损失惨重。【详细】

改革急于求成。注意力过分分散，改革的工作显得有气无力。用人不当。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执行。军队执行不力，作风不实，不会令行禁止，谈不上战斗力。【详细】

后神宗时代的北宋政局：元气大伤不停的内部整肃

熙丰到崇观，从“新法”到“更化”再到“绍述”，历史走过了一段重大的曲折。而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派系，主张尽管可能方向相反，而执持的逻辑有时却是惊人地类似。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以政治立场划限定界、甚至解释一切的思维态势，使不同的派别乃至个人一概搅入政治漩涡之中，终至使“立场”等同于、沦落为“好恶”二字，而再无真正的独立立场可言。持续多年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全无是非可言。它将政治上对立关系推向极端，使北宋赖以立国之“元气”大伤。制衡关系，本是祖宗之法着意维持的，所谓“新法”的继承人们，毁掉了赵宋王朝百余年间养育起来的士大夫政治传统，最终毁掉以温厚宽仁“召和气”自诩的北宋。【详细】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中央集权帝国，传统日本是二百多个独立自治藩国构成的类似西周分封制国家。【详细】

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为时已晚。【详细】

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汰的作用。 【详细】

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社会内部各要素均参与整合。【详细】

汉武帝：
汉武帝加强皇权手段老辣阴险。发动大规模战争致民不聊生

隋炀帝：
挖大运河、征高丽、游江都……短短几年将富强的隋朝活活折腾亡国。

宋神宗：
名为惠民，实为害民，终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