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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体制追求“高效率”只能成空 是加速崩溃的低效率

2012年11月13日 21:4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胡汝银

本文摘自:《低效率经济学:集权体制理论的重新思考》,作者:胡汝银,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集权体制下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微观问题,它是一个同社会总产出和社会总供给直接有关的问题。本书作者坚信,同需求管理相比,供给管理的重要性是居首位的,解决低效率问题的重要性是居首位的;没有微观经济机制的显著改善,没有资源配置机制和激励机制的显著改善,就不会有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的显著改善,宏观需求管理将必定失败,难以达到实质性地改善经济实绩的目的。

本文通过引入政治压力、集中控制、强制性服从、对闲暇和政治安全的追求等因素,从资源配置机制、激励机制和经济增长机制等角度来分析集权体制的低效率,揭示其深刻原因,并初步建立了一个前后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本书的部分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转轨时期以政府导向为主的中国经济。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在集权体制下,资源配置决策权(或资源使用的控制权)在形式上高度集中于社会组织等级结构的最高层。由于核心领导者或核心决策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必然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所以其个人的偏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决定资源配置效率。具体来说,这种以特定政治决策机制和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集权体制的决策机制给定的情况下,社会产品组合和资源配置格局将高度地依赖于核心决策者的偏好。所以,“政治运动”偏好型的核心决策者领导下的集权体制和“经济效率”偏好型的核心决策者领导下的集权体制,将会有差异较大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在“政治运动”偏好型的领导者为主导的集权体制下,频繁、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耗用过多的社会经济资源,导致经济产品的有效生产量过小。

第二,若随着决策环境的变化和核心领导者的变更,核心领导者的偏好系统在时间序列上是极不稳定的,那么,集权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格局也将同样是高度不稳定的。如果核心领导者的偏好系统的变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那么,同样地,集权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格局也将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些都明显地增加了集权体制的运行费用和降低了集权体制的运行效率。

第三,在集权体制下,整个社会的物资生产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度地依赖于核心决策者的偏好和依据这种偏好所作的社会资源配置决策。进一步看,由于集权体制下核心决策者的偏好成为资源配置集中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外差因素同样存在于集权体制中,同分权体制相比,集权体制下的资源配置决策过程中的外差因素(或称外部效应)会使资源配置偏差显著得多,使社会福利的损失大得多。

在集权体制下,核心决策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其资源配置决策(包括政治决策和经济决策)行为也是一种个人效用最大化行为。在决策中,当核心决策者的偏好与非核心决策者的偏好不一致时,就会产生外差因素。因此,集中决策并不能成为排除外差因素的有效方法。集权体制下的外差因素实质上是一种计划失灵。集权体制下资源配置决策过程中的外差因素,直接导致了资源配置不当或资源配置低效率;并且外差因素越大,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低,社会成员总体福利水平就越低。

除了上述外差因素导致集权体制资源配置决策低效率以外,集中决策的规模不经济也是导致资源配置的低决策效率的因素之一。

集中决策规模不经济突出表现在集中决策质量低。在集中体制下,集中决策的规模大,所需的的总时间投入远远超过决策者的时间预算约束和时间投入。其结果是很多决策只能在决策者的时间投入和信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一再出现。

概括地说,在集权体制下,由于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和配置效率取决于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核心决策者的偏好,由于集中决策过程中存在着外差因素,由于集中决策的规模不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极低,社会经济严重地偏离了帕累托最优配置状态。

从激励机制角度来看,由于资源配置不当和集中决策机制,出现了对个人劳动者和企业行为的激励扭曲,导致组织低效率。在给定的技术状况下,来自一定投入的实际产出低于可能达到的最大可能产出。

从个人劳动者角度来分析,在集权体制下,由于集中决策,由于信息不对称、产品多元化、生产条件的多元化,集中控制者无法确定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和劳动贡献的情况,因而无法实现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固定工资制度和“大锅饭”,同时,又不得不使用政治压力、政治指令等手段,以迫使个人为了获得政治安全而提高个人的努力水平。

在固定工资制度下,劳动者的个人报酬与个人劳动贡献严重地不一致,闲暇的私人货币成本等于零,而闲暇的私人非货币收益始终大于零,故在社会范围内存在着个人对闲暇的强烈追求,在种追求是在货币收入分配严重扭曲的条件下劳动者被迫用非货币收益增加替代货币收益增加的自动结果;另一方面,从非经济收入因素的角度看,精神鼓励严重失灵,信息费用和监督障碍过高由使监督失灵,从而政治压力失灵。在巨大政治压力消失之后,政治安全对代表性劳动者来说已变成一种免费物品,劳动者即使在“工作松弛”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政治安全。

这样,由于固定收入制度的非激励效应,由于信息与监督费用过高导致政治压力失灵,个人劳动者会过度追求闲暇,降低有效的劳动供给水平,出现内部组织的低效率,导致贡献不足和产生贡献缺口。正是这种贡献缺口的存在,才产生超额需求问题和同时派生出所谓“总需求规模太大问题”。

从企业行为角度来分析,由于集中决策、集中控制和政治压力,形成了集权经济体制下基于强制性服从的奖惩原则。换言之,企业完成设定的产出“成功指标”(success in dicator)与否,成为企业服从集中控制与否的标志,成为企业成功与否或获得奖励与否的标志。

企业出于对安全目标的追求,在极大范围内被动地按照集中控制机构所制定的行政规则行动,努力完成“成功指标”,进而导致深度组织僵化,削弱了企业精心组织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形成严重的反创新倾向,为社会经济进步和经济组织效率的改善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同时,强制性服从只是一种可察觉范围内的服从。对安全目标的追求,导致代表性企业风险最小化行为,进而导致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的隐蔽的反控制行为。通过“打埋伏”、“留有余力”和虚报指标,代表性企业利用独有的私人信息,在完成计划指标的正式形式下,巧妙地达到降低风险和提高效用水平的非公开阐明的目的,从而出现了计划完成与低效率并存的经济结果。

当普遍的集中控制和强制性服从导致严重的经济僵化和经济效率损失到一定程度时,集中控制者不得不放松集中控制,但是由于放松后的社会经济运行通常缺乏自我组织能力,会陷入一种严重混乱状态,使得行政约束的放松超过某一阈值之后,经济效率会显著下降,重新集中的过程会随之出现。这即是集权体制下存在的所谓“一统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乱了再统”的恶性循环。

从动态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由于资源配置低效率和组织低效率,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不足,使得集权体制只能主要依赖以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外延增长方式。在此过程中,集中决策者为了提高个人和企业的努力水平,会制定高的总产出指标,采取高增长模式。作为一种行政性的数量信号和一种增强政治压力的手段,高的总产出指标具有动员资源和提高资源实际利用水平的作用,从而能够促进组织效率和经济总效率的提高。然而,由于这种增长是一种低质量增长,也是一种不能真正摆脱计划执行者的反控制行为影响的增长,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集中控制者与被控制者在反复博弈过程中相互调整其行为的结果,所以,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集权体制运行的低效率性质。随着外延扩张源泉的基本枯竭,在没有进口推动的情况下,这种高速增长必将寿终正寝,难以为继。在给定的集权体制下,一种低速增长、甚至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短缺阶段将迅速到来,出现经济“滞胀”的局面。

集中控制造成巨大社会损失的高风险,效率扭曲产生配置扭曲和激励扭曲的双重效应,这些都明显地降低了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实绩水平。经济组织外部交易和横行协调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生产给经济组织带来的私人净收益超过外部交易的私人净收益,使社会经济只能处于较低的均衡分工水平,而不能进入分工法定的高效率增长轨道,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要使社会经济由低效率增长轨道转入高效率增长轨道,降低经济运行中的低效率,必须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善,建立高效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集权体制 效率 崩溃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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