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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2012年11月18日 19:20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萧功秦

人们发现,一般而言,一个专制集权的帝国通过改革而走向现代化成功的概率并不很高,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以及大清帝国,均是在承受西方挑战与民族危机的重重压力之后,先后陷入改革的泥潭无以自拔,并被改革引发的革命所推翻的。非西方的传统国家中,只有日本的变革似乎是一个特例。日本的明治维新不但避免了革命,而且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中国之后,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然而,从结构上来考察,日本的成功,恰恰在于日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传统日本是由二百多个独立自治的藩国构成的、类似于西周分封制的国家。

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集权帝国从改革走向革命的极高概率性,其原因是什么?传统国家的集权体制与分散的多元模式,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我发现清末的改革失败并引发清王朝的崩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清末改革的悲剧在于,当统治者在臣民中享有比较充足的权威资源时,统治阶层总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当帝国被列强打败并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时,例如,当清帝国统治者在甲午战争与庚子事变如此严重的危机之后,才会在焦虑感的压力下,进行“狗急跳墙”式的变革。然而,此时的王朝统治者或者由于缺乏审时度势的改革人才,或者由于战争失败后的民族危机加深,而丧失了统治所必需的权威合法性。一旦在危机状态下进入改革,那么,这样的改革往往缺乏号召力,并会成为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帝国统治者缺乏最起码的权威资源来对时局进行调控与整合,只会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与危机,于是一切为时已晚。

其次,帝国改革之所以困难,还在于人才缺乏。在专制危机条件下的改革,远比承平时代更需要高明的政治领袖,更需要一个能阔视远想的强势人物来引导国家渡过风险,并把国家引向有希望的未来。这样的政治家应该具有足够的道德人格力量、政治智慧和国际经验。然而,旧帝国官僚体制习于所安的保守性,似乎总是对这样的人才,起着逆向淘汰的作用。在危机到来以前,以“承袭旧章”为主旨的帝国体制,早已经把此类人士当作异己者过滤一空了。能在这种体制下生存下来并游刃有余的,恰恰是平庸之辈。当统治者把目光转向体制外的民间知识分子并让他们担当改革大任时,此类人却没有最起码的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经验,这构成专制集权帝制改革的另一个两难命题。

    从中国清末的政治格局来看,当中国最需要彼得大帝式的统治者时,无论是光绪皇帝,康梁变法人士,还是庚子事变后颇有真诚改革意愿的慈禧太后,或两宫驾崩后执掌王朝大权的摄政王载沣,都根本无力承担危难中的改革重任,更不用说中国无法应运而生伊藤博文那样的政治家了。慈禧太后出于第四次垂帘听政的权欲,居然让明知无能的载沣执掌大权,这位摄政王不但判断能力差,意志力薄弱,外交知识贫乏,智力平庸,而且还出生于一个神经很脆弱的家族。根据这个家族后人写的回忆录记载,这位摄政王一紧张起来就会口吃。当慈禧太后突然撒手人寰时,帝国的命运就已经可想而知了。

第三,清王朝的改革战略选择确实存在着重大失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1905年以前的集权的开明专制模式更为合适,而在日俄战争刺激下而进行的预备立宪,恰恰是当时主流士大夫官绅的一种观念误读后的政治选择。而这种分权立宪在政治认同已经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只能是雪上加霜。预备立宪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欲望突然膨胀起来并得以合法地与清政权分庭抗礼,而脆弱的清政府对此已经无力控制。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君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发育,是在社会共识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分阶段扩大的,而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参与扩大,则是在民族危机与社会不满日益强烈的压力下,被迫地扩大的。而危机压力又恰恰造成社会认同日益分裂,扩大政治参与不但不能达到消解社会不满的功效,反而会对这种不满起放大与传染效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渠道却成为社会不满者攻击执政者的合法场所。危机中的统治者对此几无招架之力。

当然,清朝崩亡决不是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这一点所能解释的,它是特殊条件下的多种因素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统治者合法性危机下进行的现代化挫折,改革综合征引起的社会不满,传媒的急剧发展引起的传感效应,在关键时期统治者新旧交替出现的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低下,满汉矛盾与排满民族主义在军人中的传染等等,所有这一切均被革命者利用来传播革命种子。

从宏观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大多数集权官僚的专制体制一旦进入改革,反而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陷入进退两难,并难以避免被革命推翻的厄运?

概括地说,一元化的专制体制比起日本多元体制来说,一旦在改革中陷入危机,其内部大一统的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适能力。真正能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其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即一个社会内部各要素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社会的整合。更具体说,对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除了政权力量或国家管控与干预力量之外,还应有地方,个人、社会伦理、意识形态创新力、民族凝聚力、民间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流动方式等等,这些文化、思想、法制、教育、社会领域的多元因素,均在无形之中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整合,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减轻了中央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它们在支持、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

人们可以发现,在明治转型期的日本,日本社会就是由许多小规模的、多元的、自治的细胞构成的大共同体,上述多元整合机制,是具有自治传统的日本藩封体制先天所具备的。当中国的科举制持续压抑着创新人才,使中国缺乏足够应对新环境挑战的社会精英时,而在日本,不受大一统体制约束的武士阶层中,却能层出不穷地涌现出现代化改革所需要的新式精英,其中有对日本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海运王、留学生、政治家与精英人物。例如岩崎弥太郎、板恒退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均出身于各藩的武士家庭,正是这种多元体制培育了明治维新的中坚力量。他们转化为现代化的精英。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帝国 萧功秦 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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