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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

2012年11月17日 17:3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高飏

接收王安石的权力遗产:神宗用改制将皇帝独裁制度化

本文摘自:《走出新旧:北宋哲宗朝政治史研究(1086-1100)》,200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作者:方诚峰

《神宗正史·职官志》云:“熙宁末,上欲正官名,始命馆阁校《唐六典》。”王安石不太支持正官名。所以,熙宁末神宗欲正官名,与之前王安石的思路不同。史称:“上将定官制,独处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所谓“一年而成”,大概有些夸张,但说官制改革更多地体现了神宗本人的意志,则是没有问题的。传说退居江宁府(今南京)的王安石见了官制改革的消息后大惊,说:“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说明了神宗在此事上的独断,也说明元丰改制虽然以熙宁时代的机构调整为先声,但并不表明理念上的承接。

对中枢行政体制的更革,是元丰改制最核心的部分。宋神宗要在三百多年后重新施行唐前期采用过的三省制,绝不仅因为其复古的理想,更是由于现实需要。

采用三省六部制回应了长期以来正官名的呼吁。但是,如果仅仅正官名的话,中书门下体制并不是非改不可的,更关键的问题是,在现实的刺激下,神宗要借着一新官制的机会,收回下放了的事权。对事权进行分割,增加宰执间的制衡,是元丰改制的主要目标。神宗更在乎的不是整齐,而是“互相维制”。将中书门下分为三省,事权也相应地分割,则是在二府的维制之外,又在三省之间增加了制衡。因此,三省制既满足了北宋长期以来正官名的需求,也满足了神宗分割事权、增加制衡的需求,故成为元丰改制的目标。

经过改制初的调整之后,决策、执行一体化的中书门下被打破,三省也不再是因大小事而分,而是以造命(无法式事)、审覆(已得旨事、有法式事)、施行为别,处于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上。改制之后的宰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和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先在门下、中书省治事,随后赴尚书省与尚书左、右丞一起治尚书省事。

在熙宁时期,中书门下及其属官直接处理着诸多政务,当时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使中书门下能直接处理更多的政务。但元丰改制之后,这样的情形不复存在了,三省作为宰相机构不再具体负责政务的处理,而是由尚书省下的六曹来执行。这与王安石时代的中书不断扩展自己的政务处理范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元丰改制不但使宰相之间有了更多的制衡,也解决了熙宁时代宰相所掌事过多的问题。正如吕公著所说:“此盖先帝临御岁久,事多亲决,执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当时为可行。”朱熹也说:“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这说明,元丰以后的神宗本人更加走向前台,行使政务裁决的职能;而宰执则以奉行成命、趋承左右的疲弱形象出现,与王安石之时不可同日而语。

与神宗的亲决、独断、强势形成对照的,则是宰执地位的下降。改制之前,宰执用“批状”处理“日生小事”或下令勘当“事之方议者”,“批状”直付有司、不经圣裁,元丰改制后这一文书形式被取消;凡事皆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突出了宰执之间的相互制衡。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宰相王珪和蔡确,其形象和熙宁时的王安石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王珪还是蔡确,在神宗眼里,都不是论道经邦的大臣,而是奉行成令、趋承左右的“庸人”。

元丰改制调整了君主与宰执之间的关系,它致力于使政务裁决的职能向君主本人收拢,三省则更多地成为奉行君主成令的机构。正如刘安世(1048‐1125)所说:“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

 

如此这般,神宗通过一个迂回的路线完成了从宰相机构手中夺取权力的过程。相比于对付宰相的迂回,神宗要面对的监察系统拥有怎样的监督权呢?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变法 北宋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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