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论述宋代政治文化的时候,把士大夫分为两个壁垒分明的阶层:职业官僚和以弘道自命的士人。其实不光宋朝如是,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多可作此划分。偶尔有一些知识分子身兼这两种特性,便毫无疑问成为传统知识份子中的楷模,如曾国藩。
不过康有为显然不是曾国藩,他属于以重建治道自命而又身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通常自负于宏大的目标和责任,而其自身的性格缺陷又与这种圣徒式的使命感相违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况,使得他们时而是“坦荡荡”的君子,时而又是“常戚戚”的小人。而他们的标准形态,则是在人前慷慨激昂地宣示立场,仿佛非其人不足以弘道护国,但若是真的治国兴邦、兴利除弊,他们便会一筹莫展,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一般称呼为“名士”,而康有为正是此类人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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