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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大搞军事改革却为何对外战争仍屡战屡败?

2012年11月18日 19:07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佚名

改革的影响及成败原因

宋神宗旨在强兵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改变了军队指挥体制和编制体制。“将兵法”实行后,军队主要实行将、部、队的编制,用兵规模较大时,有时也临时组编成军,从而形成了军、将、部、队新的四级编制。“别置将官”后,将和副将有了对所属部队进行统驭、训练和指挥的权力,将得专其兵,初步改变了以文制武的旧制,武将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二是初步改变了“守内虚外”的力量部署。原屯驻京师数十里、占全国军队总额之半的京畿军队,经过缩编而大为减少。所谓“翊卫京城之兵营,十无一存者矣。今之贵臣强宗则为别馆园圃,与夫道宫释守宇者,皆昔之营地者。”与此相反,为了对付辽、夏,宋将大量兵力集结于河北、陕西边防地区,从而扭转了此前内重外轻的兵力部署格局。三是军队由重数量转向重质量,战斗力有所提升。经过整编,将野战军(禁军)编成92将,根据任务分布各地,其中河北边防和纵深地区37将,西北地区42将,东南地区13将。同时,又普遍设置了诸如指使、巡教使臣、教头、都教头、训练官之类的军官和军吏,专门负责训练事宜,从而使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1071年8月宋廷设洮河安抚司,以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即今甘肃临洮、兰州至青海乐都和西宁一带,及其以南沿洮河的一些地方),随即又在古渭寨(今甘肃陇西)设通远军,经过一年多的进军、剿抚,王韶率军拓地2000余里,占领5个州,招抚控制大小蕃族30余万帐,基本达成了斩断西夏右臂之战略目的。此役体现了军事改革的成效。四是武学的设立确立了中国古代军事教育体制。从北宋设立武学开始,表明我国已开始有了军事学校的雏形。虽然在当时并未能扭转宋军事人才匮乏的现实,但它所创立的军事教育体制,到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健全,并由中央普及到地方,且为后来的明清两朝所继承,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被近代新式军事学堂所取代。同时,宋还颁行了《武经七书》,标志着中国传统兵学的定型。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宋神宗的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这在对辽的妥协和对西夏战争的惨败中得到了证明。就在宋军取得河湟之役胜利后不久,宋辽关系转趋紧张,辽又一次对宋进行政治讹诈,提出要重新划定北部蔚、应、朔三州地界,经过两年的交涉,宋廷担心自己的军力无以阻挡辽军的进犯而决定屈从辽的要求,做出让步,放弃了700里土地,确定凡在古长城以北之地一概割移于辽。更惨重的是,1081年4月,宋决定乘西夏发生内乱对西夏发动进攻,共派出32将的兵力约30余万人分5路出击,另有民夫约30万人,西夏以主力扼守要点坚壁清野,部分兵力出击袭扰阻断宋军粮道,9、10月间宋军相继占领兰州等部分地区,但11月进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时,5路兵力中有3路未按时到达,另两路又协同混乱,攻城18日未下,西夏军反击,一面决河水淹,一面以兵力追击,宋军大败,士兵、民夫阵亡溃散不下30万人。次年正月,神宗决定再攻,计划首先在宋与西夏边界之间建城筑垒,遏制西夏,尔后攻取西夏首府兴州(今宁夏银川)、灵州,为此宋在永乐下埭(今陕西米脂西)人工修筑了防御要塞“永乐城”,刚建成即遭西夏军围攻,9月中旬被攻陷,损失将士1万余人,西夏方面则说连同民夫在内有20余万人。神宗得知消息后,早朝时大声恸哭,从此绝了用兵西夏的念头。

概而言之,宋神宗军事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改革急于求成。在富国强兵这一总目标上,神宗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二人却有分歧。王安石认为,“国之大政在兵农”,国不富则兵不强,既要整军,更要理财,既要节流,更要开源,总之要把理财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而神宗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摆脱积弱的状况,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他认为:“先措置得兵,乃及农。缘治农事须财,兵不省,财无由足。”即优先考虑军事改革,他有魄力有决心,却太过急燥,他与王安石不顾困难和反对,同时推动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改革,注意力过分分散,改革的工作显得有气无力,结果导致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造成整个变法的失败。其次是用人不当。受长期“重文轻武”思想影响,军队中所用将官许多庸常之才,对军事改革的许多举措并未认真付诸执行,因此其成效往往是事倍而功半。如京西第五将陈宗上报朝廷说:“昨奉诏,遣教头二人教习马军,各已精熟”,神宗于是派人“案试”,结果“弓箭手马、步射不应格”。神宗对此极感失望和忧心,他批示对陈宗给予处分,希望借此惩戒他人,但效果不佳。元丰三、四年,朝廷派人到各路检查军队训练的落实情况,结果是“河北等十二将军马,多不应格”,有的将官“全不晓军中教阅次第”,有的押队使臣甚至连弓马都不熟练。江南东路、淮南西路的将兵更是“武艺生疏”,甚至“逐队呼名不相照应”。再次是军队执行不力,作风不实。“澶渊之盟”后几十年的和平生活造成朝廷内外,文恬武嬉,重文轻武之风惯性发展,军人地位没有保证。军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严重,敷衍应付成为风气。有的役使士兵现象混乱,导致一些部队参训率大受影响。据称,神宗时,陕西禁军“其间至有匠氏、乐工、组绣、书画、机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帅并以次官员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而不参加军训。有的军中放军债、赌博、劫掠妇女等时有发生。哲宗朝,苏轼任定州知州时曾报告说,当地“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还说定州“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这样的军队自然视改革举措为儿戏,不会令行禁止,更谈不上什么战斗力。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军器监 宋神宗 军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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