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商鞅_历史频道

编者按	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适时地调整政策乃至组织，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良方，否则一旦失去主动，受损害的绝不会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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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鞅作为“历史制造”改革家系列的第一人，不得不说有些牵强。无论在历史教科书上商鞅变法的地位和意义被如何渲染，它的事实本身并不会超出仅有的几部文献的范围；无论在《大秦帝国》乃至别的什么小说里，他被吹捧为“神”或者“圣”，商鞅本人的历史形象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在历史的语境下，情绪什么也不是，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永远是理性分析和思考。说来，人们崇拜以一人之力挽救国家危亡的英雄无可厚非，毕竟世界观各有不同，只要是真英雄就不怕人崇拜。但是，如果这历史本就是“稻草人”，“英雄”的粉丝们又该怎么办呢？

《史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已转强秦献公后“常雄诸侯”如有天助

《史记·六国年表》序秦获“天助”说值得玩味：“……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而秦献公实为任用商鞅变法的秦孝公的父亲，《史记》明确自他之后“常雄诸侯”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秦国的由弱变强并非自商鞅变法而始，反要上推数十年到一直被低估的献公时代，而他所受到的“天助”自然不该是神迹。【详细】

影视城复原秦王宫

战国后期列国形势图

军事变革：墨者助秦献公强兵石门一战斩魏军六万

在与墨者合作后，秦国利用墨者对军事工程及武器制造方面专长并大量任用墨者参与守城及建军事务，对秦军事上转弱为强做出重大贡献，这在秦献公晚年与魏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大凯旋中得到充分证实。【详细】

社会变革：秦献公始改革户籍编民什伍犯法连坐

献公户籍改革之初即定下什伍之制。《墨子·迎敌祠》中说：“司马视城修卒伍……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经过笔者（何炳棣先生）多方考证，《迎敌祠》所言皆献公早期事。所以《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综述无误，唯一要纠正的是不始于商鞅，始于十九年前的献公。【详细】

制度变革：秦献公始设县改革旧俗脱离野蛮

献公决心设置具有国防意义的县，始于即位后的第六年（前379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再五年后才“县栎阳”。此外，饱经沧桑的献公深明富国强兵有赖政治、社会、经济力量的平行发展，所以元年即下令废除殉葬旧俗，七年“初行为市”，十年即“为户籍相伍”。这些，在前人眼中都曾是商鞅变法的功绩，实则在商鞅入秦前二十多年，已经陆续实施。【详细】

商鞅的老师：李悝

推行魏国变法的儒者：李悝

李悝是孔丘门徒子夏的学生，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了李克七篇。李悝曾相魏文侯及武侯，使魏国国富兵强，为战国初期有数的政治家之一。【详细】

李悝变法：重农赏功创制《法经》

李悝认为必须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赋税收入。所以，他提出“尽地利”的主张。另外，他向魏文侯建议，实行“有劳才能得食，有功才能得到爵禄”，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并对他们的功劳要给以奖赏”，这样做才能招来天下贤士为魏国服务。战国初期，进一步实行法制，巩固封建政权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推行“法治”，李悝总结立法经验，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详细】

调查

何炳棣答李学勤：墨者与献公关系已修正“商鞅变法使秦国由弱致强”旧论

李学勤：我们在整理秦简的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参考学习墨子的著作和《商君书·靳令篇》时，感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前很多年我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两者之间会有那么多相似的特点？因为，我们过去只是觉得墨家和法家差别很大，而且有很多相反的地方。所以，今天何先生真是给我上了一堂大课，使我明白了在秦简中墨者和《商君书·靳令篇》为什么会互相配合起来。【详细】

墨家“尚同”思想：人民要从经济上解放必须交出思想权利

在墨子眼里，人民群众似乎只有物资需求，没有精神需求；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为人民群众争取生存权利和经济权利，不为他们争取思想权利和言论权利。相反，在他看来，这些权利还必须无条件地交给统治者。之所以有如此“尚同”的思想，是因为他是武士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最讲究的就是绝对服从。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这种要求思想统一的形态与我们所了解的“秦政”有多大的相似性，不言自明。【详细】

组织效率：
有精确的时间概念约束管理

通过里耶秦简，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作为秦时县级政府的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各种单据极为繁细。而在文书上，我们能发现当时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以现在计时法即为时间误差精确到10分钟以内，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管理制度之严格和机械。【详细】

行政标准化：
统一规范到刑徒一顿吃多少

《墨子》所载战国秦汉之际士卒每天两餐粮食供应与《睡虎地秦简》所载各种刑徒每日两餐的供应数量大体符合。洛阳发现的秦府铜鍪就是刑徒的早餐“旦半”和士卒第一等食量“半食，食五升”的标准量器，而山西的秦彘铜鍪量正是士卒第五等食量“六食，食一升大半”的标准器具。也就是说，这两件容量特殊的铜鍪既是秦国军队使用的行军锅，也可作为军队及刑徒每天发放口粮的标准器。而这两件铜鍪量的携带者则应为秦国军队的中下级官吏。【详细】

工程标准化：
田土以顷为单位明确产权

秦推行的田亩制度，所以要规定以一顷田为单位而建筑封疆，这和当时授田制度及名田制度(即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地的制度)都以一顷田为单位密切有关。秦律所以要把迁移一顷田的阡陌畔封看作侵犯财产所有权的“盗”的行为，也是和当时授田和名田都以一顷田为单位有关。律文又规定：“以秋八月，修封埒，正疆畔。”这和《月令》孟春之月、《吕氏春秋·孟春纪》“皆修封疆，审端经术”的目的相同，是为了便于耕作和维护土地所有权。【详细】

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与墨家一样重视实用之学

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那么，不是先进的社会压倒了落后的制度，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秦的统一？事实上，秦的学术文化具有重视实用之学的特点。其表现，在于技术之学有突出的地位。秦始皇、李斯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就显示了这一文化倾向。【详细】

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改革家

管仲：以农为本本末并举

以农为本、本末并举，就是不仅发展多种经营的“大农业”这个“本”业，而且积极发展“末”业——工商业。管仲不但重视农业，还结合齐国实际，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其中，最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工商业政策是“官山海”——推行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管仲认为，由国家管理、垄断盐铁资源，无疑是富国的有效途径。在食盐方面，首先齐国政府明确其属于国有；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煮盐；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在铁方面，还是首先明确铁矿资源国有；然后实行官督民营，“三七”分成制。国家把铁矿开采交给百性承包，并根据产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润；最后在销售上，政府运用轻重之术，控制其价格。官山海政策，是后世国家盐铁专卖制度的源头，影响中国达两千六百多年之久。【详细】

申不害：玩弄权术的变法者

玩弄权术，当然不是自申不害开始，但他是第一个在理论上的系统研究者，这在官场的政治斗争中，很受历代统治者的喜爱。但从本质上说，无补于稳固政权。因为既然有驭臣之术，必有欺君之方，尔虞我诈，你争我斗，加剧了政权的不稳定性。【详细】

吴起：以身殉法的改革家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二十一年），楚悼王不幸病逝。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蓄谋杀害吴起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详细】

乐毅：战国法家的齐国传承

“乐毅变法”的效果：使得长期以为大而弱的燕国得民众殷富，国库充盈，士卒乐战，进入“战国七雄”之列；可惜的事，燕国的法家政治没有能够的持续下去，很快衰亡了。汉高祖刘邦对乐毅也很敬仰，特地寻找乐毅的后人，把乐卿封赐给他，封号称华成君。【详细】

钱穆《商鞅考》：法家源于儒者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

商鞅卫人，与吴起同邦土。其仕魏，事公叔痤，而痤又甚贤起。起之为治，大仿李克。鞅入秦相孝公，考其行事，则李克、吴起之遗教为多。史称鞅先说孝公以比德殷周，是鞅受儒业之明证也。鞅之为政，宗室贵戚怨之，不获其死，亦类吴起，人尽夸道鞅政，顾不知皆受之于李、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这种说法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是以建立社会规范为主题的。【详细】

法家思想核心并非法律而是研究为极权主义统治服务的统治方法

把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在法家的眼里，“法”只是手段，就如儒家眼中的“礼”一样，都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什么是法并无定规，如商鞅之法，从《商君书》来看，在技术细节上就与《墨子》有着众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对墨者在秦管理实践的技术总结，由商鞅入秦后进行了成文化的梳理和颁布。最终，这些经验性的东西变成了秦国繁苛细密无比的行动指南，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发挥作用，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与现代的“法治”根本风马牛不相及。【详细】

商鞅的“依法治国”：口称刑无等级官吏犯罪却可用爵位抵罚暗合儒家理论

商鞅在阐述“壹刑”时也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这里的界定就没有把君主、王侯包括在内，而是对于卿相将军等王室以外的人才适用的“壹刑”，难怪太子可以逍遥法外。这种法律实践中的不平等在对官吏犯罪的处罚上也有所表现。“其狱法，高爵訾下爵级。……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刑狱法规定的原则是由高爵位的官吏审判低爵位的官吏，爵位二级以上的犯罪就降低他的爵位等级，爵位一级以下的犯了罪就取消他的爵位，这首先是审判权的不平等，官吏享有用降级或取消爵位来代替刑罚的特权，使“壹刑”成为空话。【详细】

商鞅变法的实质功绩：移风易俗明男女之别 “德治”手法提升秦国国际地位

商鞅第二次变法提出：“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这项改革是很成功的，商鞅也为此最自负。他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秦的“戎翟之俗”，可从商鞅变法后贵族层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风俗来窥知其一二。秦昭王母宣太后，在他的丈夫死后，与义渠戎王“乱，有二子”。而商鞅这一“儒家化”的移风易俗功绩也正对秦国的“时弊”：“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这种歧视，在献公、孝公屡次击败中原霸主魏国之后，主要根源还是秦国文化未脱野蛮造成的。【详细】

朱维铮：重考商鞅变法

商鞅于公元前四世纪在秦国主持的变法，结局似乎是人亡政举，他本人惨死，而他的事业还延续，甚至被说成“百代都行秦政法”。这与十三世纪以后已成“孔门传心之法”的《中庸》“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哲理相悖。【详细】

析商鞅的变法初令

商鞅变法的目的，绝非在一般意义上取消身份、等级及相应特权，而是要将秦国的血统贵族体制，改造成早在秦孝公父祖辈已在局部实施的军功贵族体制。【详细】

秦国迁都的谋虑

迁都在任何时代都是大事,因为意味着一国的政权神权连同军政财政中心大搬家。秦献公弃此旧都雍，东迁栎阳，也便于向东扩展，合乎情理。但移都不及二世，商鞅就得秦孝公首肯，在咸阳另筑新都，出于怎样的需要？【详细】

《商君书》考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争论的对象。如今传世的《商君书》二十四篇，内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遗著？自东汉至明清，都没闹清楚。【详细】

商鞅为何非死不可

没有了秦孝公的权力支持，固然使商鞅顿失怙恃，但商鞅不是已将秦国变成一个大兵营吗？秦孝公当然是统帅，但商鞅是久已实权在握的总参谋长。孝公死，太子立，统帅易人，意味着统帅的侍从大换班，但正式相秦已逾十年的商鞅，权势怎会顷刻瓦解？唯一解释，只能是商鞅没有掌握实权。【详细】

商鞅批评史

三国蜀汉诸葛亮，便教训后主刘禅，要他读《商君书》。商鞅的法术和人品再度受非议，是在北宋王安石称道商鞅变法而“百代遵其制”之后。但非商鞅的司马光，也曾对商鞅信赏必罚作了很高赞扬，而苏轼否定商鞅的权术，也并非为了“尊儒反法”，相反倒是影射王安石的“尊孟”口是心非。古怪的是，时至南宋，朱熹、陆九渊两派，都自命“孔孟之道”的原教旨主义者，但都很少提及商鞅其人其法。【详细】

军功爵制激励扩张？初期斩首授爵标准平等之后“含金量”不断降低

商鞅为了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甚至提出了“不官无爵”的原则，即没有军功爵的人不能当官，有爵才有官，所以在商鞅的言论中经常是官爵并提，实际是爵重于官，这也是秦国早期军功爵所特有的情况，以后的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就逐渐演变为重官轻爵了，到西汉初年，除保留一条非列侯不得任宰相外，其他都是只提官而不提爵，至西汉中期，不是列侯也可以任宰相，或先拜相后封侯，爵位已不是任官的必要的条件了。【详细】

商鞅以军功爵位授田土的制度因允许土地买卖很快崩坏

原来商鞅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多少的规定，由于开垦荒地和田地可以转让等原因，很难坚持推行。云梦秦律的《徭律》明文规定：“其(指苑囿)近田(指农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裁)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繇(徭)。”可见当时有田者的贵贱等级，已和有田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详细】

有爵者因欠官债沦为劳役标志爵位与财产挂钩制度完全崩溃

因为有爵者可以以爵抵罪、减刑，如果一旦被判刑，其爵位就一定被取消，因此不会出现带有爵位头衔的刑徒。其实居赀就是以劳役抵还官债的人。瓦文的时间上限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下限为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这就是说在秦朝末年，一些有低级爵位的人，已贫困到因还不起官债而被迫以劳役抵债的地步。【详细】

商鞅变法后数十年秦仍未解决身侧大敌

戎在称雄中国2000年的历史中，后来分化出了不同的族落，其中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义渠戎，在《史记》里，他们也被称为“犬戎”。【详细】

“义渠国”的出现

义渠戎首领消灭西周后，宣布脱离周王朝的统治，正式建立自己的郡国。从此，中国历史上正式出现了“义渠国”这个名称。义渠建国疆域扩大到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详细】

秦太后与义渠戎王

公元前306年，楚、齐、韩三国制定军事联盟，秦国面临着来自这个同盟和义渠国东西夹击的形势，秦帝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危机，此时，秦昭襄王的母亲宣太后上演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出“床上戏”。【详细】

秦昭王灭义渠

秦昭王在甘泉宫诈杀义渠王，并伐其残部，完全占有了义渠泾北之地。横跨4省的义渠国灭亡了，秦将西北边界推至了内蒙古、甘肃一线，直接与匈奴相对。昭王在此筑长城备边，闭合疆域而成“四塞之国”。【详细】

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的根在商鞅变法

这些封建专制的基本特征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制度的根在哪里？读过孙皓晖先生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你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变化，但秦朝时形成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认识中国，应该回到秦朝，回到秦始皇。【详细】

商鞅用什么保障变法顺利？
民愚则易治也

由上可知，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详细】

战国改革家商鞅：
史上把告密写进法律第一人

商鞅认为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为自己的利，人不惜铤而走险危害他人。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国家法律。【详细】

商鞅如何巩固自身地位：
为君王建立华丽宫殿固宠

秦孝公不是渴望及身“显名天下”吗？“都者国君所居”。商鞅无疑要满足主公心愿，首先在新都起造宏伟的宫殿。宫外迎面便是巍峨相对的两座楼观，中间大道两旁有君主教令，所谓冀阙，又称象魏或魏阙，宫内又是格式齐整的堂寝正室。君主居此，岂不威名远扬！【详细】

秦简中的秦代土地制度

从出土的秦简看：秦律和魏律所讲到的按户授田制度，是和文献记载相合的。秦的按户授田制度，是从商鞅变法以后开始的。商鞅在秦国所制定的“百亩给一夫”之制，和过去井田制的性质是不同的。【详细】

秦律所反映的名田制度和农田结构

从出土的秦简看：秦国由于地广人稀，有大量荒地，国有土地的面积是不小的。国家推行的按户授田制，就是以大量的国有土地为基础的。秦国也还使用官奴隶来耕作国有土地。秦律中就有“隶臣田者”。与此同时，秦国更大量存在着私有土地。【详细】

秦律所反映的管理农业政策

从出土的秦简看：秦律十分重视对官家所养耕牛的饲养、繁殖和保护，定期检查耕牛的饲养，按成绩优劣予以赏罚。秦律也还允许为抵偿债务而在官府劳作的人，在播种和管理禾苗时期回家农作二十天，以保证他们在农时的劳力，以免田地荒芜。【详细】

商君书

秦孝公

秦惠文君宣布商鞅罪状

秦国统治方式的实质：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

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详细】

秦国经济体制的实质：国有经济居绝对主导

根据上面对秦国经济基础的分析，最后我们可以对秦国的社会性质下一结论。秦国的国有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占据着绝对支配的地位，官营工商业经济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国家对于经济运作有着周密规划和一系列细致的管理制度。而当时并不存在什么新兴地主阶级。【详细】

秦国社会体系的实质：权力拨弄一切下的整体“无耻”

无非是把在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之于秦国；秦国的制度就是根据这些法令的要求而变更的。毫无疑问，秦国之能迅速于战国七雄之中崛起，正由于商鞅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秦国从此也成为了一个人民“免而无耻”的“虎狼之国”，较东方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商鞅的为人为政的人格与风格，无不是六国“贵诈力贱仁义”及其“无耻”的风气使然。【详细】

怎样强国？警惕中国头上“商鞅主义”的幽灵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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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而进行的改革恐怕很难称为改革，只能叫做作秀，而商鞅的改革，无疑就可以归入此类。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名臣武将，商鞅既能著书立说，又能上马杀敌，绝对堪称个中翘楚，但他在当代最高知名度的，却并非这些踏踏实实的业绩，而是一条条未必靠谱的改革措施，进而被人赋予了种种制度的、社会进化的含义。然而，相对于隐匿于历史深处的墨家门徒而言，他又是幸运的，即使是在身故后，仍有成千上万人对着并不像他的“塑像”膜拜，无论目的是否高尚，结果已然收获不小。不过身为后人，我们的思想仍旧经历着墨家“尚同”、法家“愚民”之类的轮回论辩，究竟是该笑，还是该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