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王安石变法的教训与启示

2012年11月18日 19:1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虞云国

核心提示:在思想文化上,熙宁间在京城设置巡卒,巡查人们是否对新法散布不满言论;在思想言论上,首开党同伐异的政治解决做法,以至把苏轼打入大牢(乌台诗案),对后来的文字狱与文化专制开了恶劣的先例,仁宗朝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环境也至此为之一变。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15日B05版 作者:虞云国 原题为:再说王安石变法

今年逢十的大事特多。推算起来,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拉开了变法的大幕。今年恰逢九百四十周年,也是可以作为话题的。

2007年,为纪念邓广铭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北京三联书店推出了“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其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据其去世前一年(1997年)改定本排印的,可视为邓公的学术绝笔。

几年前有过一本《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仅梳理研究史,就多达六百页。翻完《研究史》,反倒坚定了我原有的想法:绝不可能为这次变法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始终没有定论,无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或者折衷的评价,都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足够的史料;任何后人对这次变法的解读,都有其个人见解与时代因素搀杂其间。不言而喻,本文也只能是一家之言。

北宋立国,迎来了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繁荣发达的新时期。但到宋真宗、仁宗时期,宋代统治在对内对外上都出现了问题(详见拙著《细说宋朝》)。社会危机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于是,就有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这是北宋王朝的一次自改革。新政最终夭折,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未获解决。接替仁宗的英宗,在位仅四年。接着就是他的儿子神宗即位,即位第三天,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报告:自宋夏战争以来,“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有一数据,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1065年,神宗即位前两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改革和变法都是逼出来的,古今无不如此。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史学界习惯把这场改革称为“王安石变法”,这是因为列宁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在这场改革中的关键作用不容置疑,但设若没有宋神宗坚决支持和断然发动,他绝不可能有所作为。熙宁改革是这对君臣共同推动的,称以熙宁新法似乎更客观公正。宋神宗在其第二个年号元丰的八年间,在王安石罢相的状态下继续变法,故而历史上也将其合称“熙丰变法”。

新法陆续出台。理财方面共七项,按颁布顺序为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强兵方面共四项,为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将兵法。育才方面共三项,为科举新法、三舍法与《三经新义》。新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多方面,但其关注点是富国强兵(十四条中占十一条)。从变法的侧重面来看,富国明显重于强兵,而理财是富国的根本手段,理财新法(十一条中占七条)接二连三地出笼,原因即在于此。

元丰年间,变法由宋神宗一手掌控。当时就有人指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说明变法颇有转向。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富国的变法内容加强了国家专利的分量,而发展经济、抑制兼并的成分则进一步弱化;二是强兵的倾向压倒了富国的内容,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成为变法的重头戏。另一方面,他对立国以来的官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史称“元丰改制”。这次改制,职官制度有所理顺,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但决不是政治体制上带根本性的改革(至多是机构改革)。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严格意义上的王安石变法或熙丰变法画上了句号。

这篇短文不可能论及变法的方方面面,先说说今人还感兴趣的两大问题。

第一、变法由谁埋单,是谁得利?

熙丰变法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领域,经济更是重中之重。以免役法为例,差役原本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与肥缺,个别因当差服役而赔钱乃至破产的情况也有,却非本质现象。变法以此为由,改差役为雇役,按理役钱不应该分摊到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头上。现在却不论上户下户,一律按财产每贯摊派十文,上户虽也有所支出,但不构成大负担;下户一般要承担几百到一二千文,则不胜苛重。

再看青苗法,原先虽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但无论乡村户,还是坊郭户(相当于城镇户口),无论乡村上户,还是乡村下户,无不据户等与财产强制抑配青苗钱,青苗息钱实际上成了国家变相征收的财产税。由于是国家政权的强制抑配,就具有超经济强制的性质,比起原先的高利贷来,也是一大倒退,因为借高利贷毕竟还是一种经济关系,必须出于自愿。说到底,青苗法无非是把“兼并之家”的高利贷放贷权强制收到国家手里,难怪梁启超称之为“以国家而自为兼并”。

变法的兴奋点聚焦于理财,其最大成效也就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变法确使国用丰饶:熙宁六年的青苗钱利息达二百九十二万贯,熙宁九年的免役宽剩钱(即支付役钱后的纯结余)达三百九十二万贯,两者相加约七百万贯。变法不仅抹去了积欠多年的财政赤字,还建立起五十二座战备物资库。元祐更化时,朝臣认为,变法增加的收入可供国家二十年之用;直到徽宗时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倘若以财税增长作为全面肯定变法的充足理由,显然有失斟酌。变法在实际上把富国与富民对立了起来,走入了国富而民困的怪圈。

变法之初,有过一场争论。司马光认为,天地所生货财是一个定数,不在民间,就在国家,所谓善理财者,不过是头会箕敛。这一说法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立场上,固然不足取。王安石反驳:“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所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宋神宗也声称:变法是“取民之财,还以助民”。后半句话只是空口许诺,人民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多少好处;前半句话说明了从变法得利的是国家(当时还倒真的是国家,很少有落入改革派私囊的),而为变法埋单的主要是老百姓。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免役法 军器监 冗兵
打印转发
 
3g.ifeng.com 用手机随时随地看新闻 凤凰新闻客户端 独家独到独立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