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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

2012年11月17日 17:3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高飏

神宗的“有为”逆转了历史的流向 走出皇权独大失败

本文摘自:《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作者:叶坦,出版:三联书店

对于一位历史人物或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若要进行客观评判的话,就不仅仅要从人物的动机、目的、作为去叙述事件,也不仅仅要从事件的产生、效果、影响去研究结果、还应将这一切置于整个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认识他们的存在与意义。

宋神宗是一位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的皇帝。他领导的熙丰大变法,不仅对北宋社会的危机和发展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变法在历史转折时期选择了一个转折方向,那条大河从此便沿着这个方向,转弯而去了。

汉唐文明在混乱中的冲荡中逐渐凋零败敝,一种新的文明体制在不知不觉中即将应运而生。

这就是赵宋立国的“祖宗之法”。创立这些“法”,并非只是赵宋开国之君个人任意的抉择,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人主的明智结合的产物。

新体制的建立,是当时客观环境和开国宋君的开明选择。要生存首先要防止分裂割据和大臣专擅,因而强化集权专制成为宋代政治突出要点。然而,一个社会若一味地专制,恐怕不可能存在多久。于是必配合以开明和宽松的经济、文化政策、促进专制政体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发展,也需要发展文化,维护武人受制的社会昌盛。这就是文治靖国文明体制的三系统运营与调谐。

这样一种新体制的建立,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必有其历史局限性。专制集权在宋初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确起到了防止再度分裂的作用,而且自此的确也不再有武人拥兵独立之患。但是,专制集权必然带来一系列弊病。

“熙丰变法”的历史任务,本来在于改革新体制的不完备和出现的弊病,主要应当医治专权太过所形成的一系列时弊。应当放权、简政、精兵、节费、清吏、整顿管理体制、提高官员素质、调整财务管理、建立保障制度等等。

成败得失对于一位君王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他的作为为历史留下了什么,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宋代社会已进行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宋初君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开创了一套新的文明体制。这体制自由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而后代帝王的改革应当改革其局限性,而发展弘扬其合理性,但是,恰恰相反,神宗皇帝的变法改革,却在不自觉中发展了局限性而遏止了合理性。

变法不仅没有解决专权太过的基本性弊端,就连由此弊端引起的“三冗”、“两积”的社会弊病也没有解决。神宗皇帝的着眼点,并不是治眼前病,他要干的是大事业,要在自己统治期内一统江山,复汉唐雄风。一句话,他在不自觉地追回那已经过去的旧文明体制,想学唐太宗而留名青史。他是那样地重视历史学习,却恰恰太没有时代感,看不清世变风移,“祖宗”开国的选择内含有一种必然性,远非人力可以抗拒的。

神宗在专制集权这一点上,不仅没有去改革修正,反而是更加强化了“以冗益冗、以苛益苛”。官制更加繁复,管理系统更加混乱,费用更加冗杂,而且近20年的拼命盘剥,民间财富搜集库存,国家财政却无好转。皇权的更加强化、一个人独断专行的体制,对后世的独裁政治无疑是一种强化。至于宋初开明和宽松的经济、文化政策,经“熙丰变法”也大大的退化了。

从大方向上看,“熙丰变法”是一次不成功的变法改革,尽管其中也有一定的积极内容,如发展生产、平均税收的农田水利、方田均税等法,但整体上是强化专制政治的一次大事件。不仅在政治制度上更加专制,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强化了专制,对百姓庶民以保甲法等方式加强了管制,把一个本来已经有可能走向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体制,又逆转回去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年轻有为的宋神宗,用他生命中最可宝贵的18年时光,开展的震惊中外的大变法,若从感情与道德的角度进行评判的话,无疑是可歌可泣的励精图治之举;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评判,则其消极作用不可忽视。而那些有着美好理想、富厚才学与知识的士大夫朝臣们,其品格学识常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无力回天的悲撼,这或许就是其不成功之所在。

中国历史的长河,流经宋代大闸进入了一个转折的旅程。这一旅程中,“熙丰变法”是个关键枢纽;奋发勤勉的神宗皇帝用他艰辛操劳、兢兢业业的努力,希望使戳和飞流奔腾;客观上却关闭了可能流入的顺境,而扳开了一道回流的闸门。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变法 北宋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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