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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国为目的的王安石变法为何没能使北宋强大?

2012年11月18日 19:1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休闲读品》杂志社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没有使国家强大

无论是宋神宗,还是王安石,都有使国家强大的动机,都希望国家先富后强,而且,富了之后,宋神宗还真发起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但是遭到了失败。事实证明,富裕并不意味着强大,富裕与强大是两回事。而王安石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错误的。他曾说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之急。”他把国家不能出兵扫平辽夏归结为财用不足,这个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试问:宋太祖时兴兵平定天下,其财用有仁宗朝、神宗朝多吗?难道西夏、辽、金、蒙古人的崛起与强大是钱多了之后才做到的吗?事实上,历史上的一切强国几乎都是从一无所有中崛起强大的,而不是有了钱才强大的。恰恰相反,那些富裕了的国家往往耽于生活享乐、不思进取,被新兴的贫穷国家所灭亡。王荆公先富后强的理论要么是昧于历史事实的瞎说,要么就是为其眼下敛财编造美好远景的空话。总之,我们要记住一个基本的真理:当一个国家把军队不能打胜仗归结于缺钱这个原因上时,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永不会再打胜仗了。

什么样的军队才能打胜仗?不怕牺牲、敢于无条件付出生命的军队才能打胜仗。宋朝自仁宗以后就从来没再打过胜仗,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皇帝和大臣都舍不得牺牲,每一遇败仗,死上万把人,就哭天抢地,想着花钱买和平,长此以往,军队怎么还有作战的意志?宋神宗虽然发起五路伐夏,主动进攻,但他本人也没有牺牲的勇气,并没有御驾亲征、亲临前线,更没有犁庭扫穴,不灭敌国绝不收兵的勇气。在一个方面遭遇了失败就全线撤退,这怎么能打胜仗!事实证明,没有一位身先士卒、以死相搏的皇帝,就不会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这,应该成为历史常识!

回顾宋朝军事史,其荒唐可笑令人震惊。当时宋朝的军队总人数在一百二十万左右,已经超过了西夏全国的总人口,在冷兵器时代,如果有坚强的作战意志,数量上的优势一定会形成战场上的优势。可这支庞大的宋军在皇帝的无能与文官集团的胆怯笼罩下,除了消耗军饷,就一无所能,在后来金兵大举进攻时,反而沦为散落在各地的兵匪。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司马光为何尽废新法

平心而论,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有些内容,司马光也是同意的,比如他就曾提出过由官府出钱雇人服杂役,这与王安石免役法的作法基本相同。可他一旦当政之后,为什么尽废新法、丝毫不留余地呢?难道不能讲一讲“辩证法”,按苏东坡的要求,保留一些新法的合理内容吗?

不能,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规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错百错。他不能给对立面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旦给对立面留下余地,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下被攻击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盘否定。当然,聪明的政治家也许会名义上否定对手,而实际上仍采用对手的一些有合理性的政策,但司马光不是这样的人,他也没有那个时间去从容考虑这些问题。他执政时,已是耄耋老人,只短短地当政了一年左右时间,他只能以如此不讲道理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新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定位

明代学者王夫之曾言:“北宋灭亡,始于司马光,”此言过矣。北宋灭于徽、钦二帝手上,并不是司马光教唆宋徽宗那么荒唐的。从远因上讲,有宋一代之衰落,其实自仁宗朝就出现了,也算不到司马光头上去。

王夫之有些以偏概全的习惯,而且他的这种思维方式还很容易被人接受,比如,我本人在深入了解王安石变法之前,就曾持有一种假设:王安石这种王朝中期的变法,能否拯救已步入衰途的北宋王朝?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伪问题。

这一问题的潜在前提是,我们已经知道整个宋史的全貌,知道王安石变法是其“中期改革”,进而又提出,这次变法能否影响整个宋史发展过程的问题。其实,将振衰起亡的使命赋予王安石变法头上,或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于司马光身上,其潜在的思路是将历史视作一个既定的完整发展链条,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这个链条上的关键环节。

但这只是事后的看法,是在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之后的看法。可历史本身不是一个完整有序的链条,而是一系列互不相干的偶然性构成的,设使后来继任的皇帝不是轻佻浮薄、有轻微精神病症状的宋徽宗赵佶,而是雄才大略的宋太宗赵光义的话,那么宋史完全可能改写。

以这种历史观来观照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王安石变法对宋史以及对中国历史,并没有产生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大的作用。他没搞强一个国家,也没搞垮这个国家,他让这个国家富了,也给官员腐败胡闹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对这个王朝后来命运的影响,还不如仁宗朝积累下了的一百多万冗兵呢!司马光的影响就更小了,他留下了一部号称能让人明智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他有些书呆子气地坚持一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他只有一年左右的当政时间,虽然尽罢新法,但在他去世后,变法派又卷土重来,新法又恢复了一阵子。此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拉锯战仍持续了好一阵子。他本人对宋代政治史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就其实际效果而言,还不如开封灭亡时的骗子道士郭京。说北宋之亡始于司马光,言过其实了。

说到底,王安石变法及司马光的反对在有宋一代政治史上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既没有亡宋、也没有兴宋。

可是,对这么一个实际作用并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后世给与这么大的重视呢?

这也许是因为它涉及到了国家的使命与职能这一更为持久的问题。每当那些雄心勃勃、有强烈进取心的人物当政后,就要寻找历史根据,就要拿一切历史上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人物和事件做根据,于是,就提出了王安石变法,高度肯定并按自己当下的要求拔高变法的意义。而一旦那些只图安定、不思进取、维持现状的人当政,便会将“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理念抬出来,司马光便成为先知先觉的圣贤,王安石则作为反面对象出现。

说到底,历史没有变化,变化的永远是活人的现实需要,每一时代的人们都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解读历史,包括我们自己。而未来的历史,永远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偶然性,我们不会知道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

[责任编辑:马钟鸰] 标签:免役法 王荆公 治平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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