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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

2012年11月17日 17:3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高飏

哲宗徽宗针对言论进行政治整肃彻底摧垮国家政治基础

本文摘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作者:方诚峰,原题:《”文字“的意义--论宋哲宗亲政时期的修史、编类章疏与看详诉理文字》

在北宋哲宗朝,执政人群、政策的反覆是引人注目的现象。现有元祐(1086--1093)”更化“,一反神宗(1067--1085在位)之政;接着哲宗亲政(1093--1100),除了绍述熙丰之政、贬谪元祐臣僚外,还重修《神宗实录》、将元祐臣僚章疏加以编类、对元祐看详诉理所之旧案重加审定。后三者,看似互不相关的睚眦必报之举,实则贯穿着一个主题:对元祐时代留下的不同”文字“的处理。

“文字”的背后,是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加之上述三事牵涉极广,故故它们给官僚士大夫群体所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重压之下,北宋士大夫的整体气象较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进而北宋传统的政治文化脉络也有了明显变化。本文即以上述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整顿为讨论对象,探讨其对士大夫群体,对整体政治形势的影响。哲宗朝政治史上的这一环,对北宋最后阶段的走势有重要的意义。

重修实录、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诸事,是政治整顿的手段,而其最为核心的特质,便是以“文字”为对象。对士大夫“文字”的审查结果,不但是清算其过去说法、想法的依据,更是将来任命的考察重点。

在北宋历史上,凡政策有所变动之时,政治整顿皆有不同程度发生。如庆历新政失败,时人有“一时俊彦,举网而尽”之叹。王安石主政期间,一些对新法有异议的官僚或外任或得宫观等闲职。元祐初年,熙丰臣僚也因与时政不合而被斥逐。经历了熙丰、元祐间政策、人事的反覆后,绍符君臣于此都有切肤之痛,如何统一官僚队伍的认识、立场,保证今后的政策走向,进而也巩固自身对权力的掌控,是他们发起政治整顿最为基本的出发点。但是,绍符时期的政治整顿的特点在于“文字”,即不限于肃清传统意义上的政敌,更是对士大夫的议论、思想、立场的审查。政争无疑带动政治整顿,但为什么绍符时期的整顿会以思想整肃的方式进行?

这与北宋中期以来的“一道德、同风俗”理念有关。北宋中期,有一批士大夫认为,理想的天下秩序,是以天下思想认识之统一为基础的,即所谓“一道德、同风俗”;王安石、刘敞、曾巩、程颢、吕公著、吕陶、刘挚等人,都有文字阐释这一理念。在思想交锋激烈的北宋中期,这一思想统一运动,却成为不同士大夫共同标榜的旗帜。

这一理念与政治现实的结合,有一个过程。王安石主要通过科举改革、颁布官方经义、将异论之人外放或处以闲职等手段,冀取得“一”、“同”之效。元祐时期,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等所谓正人端士主政,一刀切地扫除熙丰之政,但政治纷争却依然层出,当时的思路之一,是以更为严格的邪、正之辨,求得在朝官僚队伍的纯粹化;元祐四年(1089)的“车盖亭诗案”,即以对蔡确这一“新党”(亦是“奸邪”)的态度为试金石,将处在“新旧”或“正邪”之间、态度暧昧的侍从臣僚清出朝廷,以解决君子立朝却纷争不断的现实。这是一次“一道德、同风俗”理念在人事安排上的实践,但其时蔡确、王安石“亲党”名单的出现,已经显露了该理念在政治实践中可能滑向党同伐异的危险倾向。

哲宗亲政后,重修《神宗实录》、编类章疏、看详诉理文字诸措施的相互配合,使得当时的打击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但这些并非高尚的清除异己之举,却是打着高尚的旗号进行的

绍符以来政治运动的实际追求固然在于排除异己、巩固权力,但文饰这些实际追求的,则是“大有为”、“继述”、“一道德”、“同风俗”这些士大夫所共同认可的口号。北宋中期以来追求思想统一的呼声与政治现实结合,逐步异化为政治上的清洗,也为思想整肃提供了士大夫所能接受的旗号。惟其如此,整顿才得以推行,且能不断深入。

而在士大夫文化成就、政治议论的背后,是宋代所谓“祖宗涵养士类”的传统。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约虽尚属存疑,但该说反映的宽容精神是不能否认的。即使在蔡确因《车盖亭诗》而面临重责时,范纯仁尚以“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为解。长期以来,正因如此,才会有宋儒“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器局。“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形于文字的“论议”,正是宋代士大夫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也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

因此,对北宋中期以后的士大夫而言,“文字”有着核心的意义,是其心血所寄,也代表了一种北宋立国以来日积月累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学者指出,庆历新政而下至熙丰变法时期,是“两宋文化的高峰”,宋学中最著名的人物、重要的著作,都产生于此时。可以说,哲宗朝之前,是北宋议论最盛、文字最盛之时。哲宗亲政后针对“文字”的政治整顿,是由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发起的,他们对“文字”之于自身的意义深为洞悉,故其做法正切中了当时士大夫的要害。

这一波政治整顿不但打着士大夫所共同认可的旗号,亦深中其要害,故不但保证了哲宗亲政后的政策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士大夫群体的面貌,决定了北宋最后阶段的走势。这些后果如何产生,与这些政治运动的主导者有关。

因为章、蔡掌握着当时对整个官僚队伍的整顿之权,从而有别人所没有的“威福人”或“祸福人”的能力,故士人投靠他们是不得已的选择。尽管以种种高远的理念为旗帜,但对权力的掌控,始终是政治运动的基本出发点。

这种政治压力在徽宗即位后仍然持续。崇宁元年(1102)九月,“籍元符末上书人为邪正等”,其编类、方等、籍记姓名的做法,正是绍圣、元符以来对臣僚文字审查之举的延伸。

此后朝廷三次立元祐党籍碑,禁习所谓“元祐学术”,皆是承此一脉而来的。与哲宗朝士人登章、蔡之门类似,徽宗朝的“执政大臣皆他(按指蔡京)门下客”,亦是拜此所赐。经历了哲宗亲政以来此番政治洗礼的士大夫,其气象与他们的前辈已截然不同。学者已然痛陈过北宋晚期士风之弊,附于权臣之门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时期活跃在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士类”,全无北宋中期士大夫那样担待天下的责任感。这种士风堕落、人才凋零的状况,要从北宋后期“士类”的上述遭遇出发,才能得到解释。

所谓的“士大夫政治”,是北宋政治文化的特点。而士大夫的“论议”及相关的“文字”则是这一特点的具体呈现,既是北宋立国以来“涵养士类”的结果,也是士大夫群体成长、参与政事的结果。哲宗亲政后针对士大夫“文字”的整肃,则彻底改变了北宋传统的政治脉络;对身处这一传统中的士大夫群体而言,其意义无异于釜底抽薪。这对士大夫的元气,对北宋立国的元气,都是深刻的伤害,其代价在数十年后充分显现出来。

 

士风日下、制度失衡、皇权独大、政治投机之下,稳固的政治平衡就再也无法建立了: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变法 北宋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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