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近代中国固然屡遭列强欺凌、侮辱,千年荣耀损失殆尽,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百多年的风云变幻中隐现着无数英雄豪杰,一扫之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阴霾。

殊不知一个英雄是喜剧,十个豪杰是悲剧,更别提近代中国这些人哪里是什么英雄豪杰,分明是一群目无余子、心雄万夫,信奉“当今之世,如欲治平天下谁我其谁”救世主。近代以来中国纷乱不已,一多半的原因倒非国力不济,而是这帮救世主们为贯彻自己的强国信念互相征伐所导致。

而这群“救世主”里有一位最为极端,最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就是卖国者汪精卫。

宋子文要我和汪精卫好好谈一下。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你那样做,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查看详情
北平学生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的当天,南京学生代表一百八十余人,到上海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大计,他们的口号有:“欢迎主张即日接收东北失地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等。照这些口号来看,学生确实该把“汪先生”当做爱国民主的领袖了。【查看详情
汪精卫遂生换将之念,欲驱除张学良,但手头无钱无枪,终究一筹莫展。他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而张学良回以粮饷俱无保障,甚至在电文中暗示汪精卫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愤怒不已,使出“很失政府体统”的一招,以自己的辞职,逼迫张学良辞职。然而张学良辞职遭到其部下坚决反对。汪张冲突的最后结果竟是汪去张留。 【查看详情
胡适在文章中写道:汪精卫先生在本年一月中南京与上海都在最危险的时候,慨然出来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大任,那种不怕牺牲的态度,使我们很佩服,所以我们对于汪先生的期望很深。然而对于他这回突然辞职的举动,我们颇感觉失望。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时期,负中央重责的行政院长不应该因对一个疆吏的不满意就骤然抛弃他的重大责任,“以谢一人”。他的愤慨,我们都表同情;他的方法,我们不能原谅。【查看详情
 
你认为汪精卫在918事变后态度是演戏吗?
 
不是
你怎么看汪精卫在918事变发生后的表现?
  汪精卫的演技足以拿奥斯卡影帝了
  汪精卫说就天下无敌 做就无能为力
  太情绪化了,难怪后来投敌
  此时尚算一合格的中国人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汪精卫命陈公博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查看详情
凡此均足以说明中国本身内部便是各怀鬼胎,根本就没有抗日的准备与把握。有的,也只是为“求败而战者”的抗日高调(阎锡山语)。举目望去,全国皆是“对抗日的实地工作,不能踏实去做,却日日时时在喊叫抗日”(徐永昌日记指责张学良语),这种情形,看在那些自认较能了解国家真正情况的人,自是着急万分,这种事实,自然会让对国家有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深知国家底蕴的人不能不悲观了。【查看详情
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所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有理智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中国终究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我想日本人士中间怀抱同样见解的,当亦不在少数。 【查看详情
在这种情势下,主张不可放弃和平交涉的和平派包括了汪精卫、陶希圣、梅思平、胡适、张季鸾、左舜生、邵力子、张君劢、李璜、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陈公博、罗君强、高宗武、程沧波及周佛海等,仍认为应坚持“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查看详情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代表人物。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当时在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然而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区别就在于蒋介石的和平谈判是有“领土完整”底线的;而他为了“和平”什么都可以谈,都可以牺牲,包括他自己。【查看详情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查看详情
王克文的观点则是:“汪之所以另立政权,与他勇于牺牲的浪漫性格有相当关系……从汪精卫本身的角度来说,则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由此可突显他愿意放弃个人的事业与名声,来完成某种他认为对国家有贡献的目的。”汪精卫这种“救世主”情结却铸成千古大错。 【查看详情
而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则依照事先的约定,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再度发表有关中日和平的最新立场,而汪精卫则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内发表“艳电”,公然响应日本政府的立场,汪并且表示,他代表国民政府高层多数首长,发表希望能够停止抗战的意见,只是因为蒋介石握有兵权,大家无法公开的反抗蒋的决定。蒋迫使重庆国民政府继续与日本作战,他只有离开重庆,才能推展和平运动。【查看详情
 
如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日方却在汪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后违背诺言收回撤军承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解的地方就在于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国投降行为。【查看详情
在此烦闷之空气中,汪先生反而态度坚决,毅然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当时同志意见亦颇分歧,汪精卫以上述各种理由及目的,为同志反复开导,并坦白声明:同志之参加尽可自由,有此牺牲之决心者即行参加;否则将来身败名裂,为千秋万世之罪人则莫可谁尤。【查看详情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汪精卫在刚开始,所谓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或许有其理想性的策略安排,特别是汪本人在开始与日本接触时,也无意自愿成为汉奸。一旦他要依赖日方的力量来建立政权,那么日本人就会完全把他当成傀儡看待,也就使得汪精卫最终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了。在持守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历史的考验是非常严酷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做法,最终断送了汪精卫在中国所有的历史地位。 【查看详情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只此一条,汪精卫是否卖国已经不再是需要辩论之问题了。【查看详情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查看详情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感到汪精卫有自己的“真诚信念”,即与日合作,他可“更好地为中国的民族利益服务”,由此,汪“从未完全接受傀儡角色”。然而,到他病故的时候,汪早已不是日本人所期望的能汇合全中国反蒋实力的的轴心。尽管没有明说,薛穆实际上总结道,到1944年,汪及汪政权在中国整个政治舞台上已经有名无实。 【查看详情
保持晚节的问题。中国自古以来一向非常重视晚节的问题。《战国策·秦策五》说:“诗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难也。”宋代的大政治家韩琦在《在北门九日燕诸曹》一诗中写道:“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节香。”寓意深远,值得玩味。 【查看详情
近代化并非指的是“富国强兵”,其关键在于启蒙,在于塑造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国民。任何政治实体如果不能在制度架构上保障对权力群体的利益进行合理的限制,不能把这种限制落实到技术操作层面上,那么这种政治实体绝对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民主充其量只是它欺世愚民、混淆视听的门面。从这个层面讲,中国近代会有那么多“救世主”出现也就不言自明了。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 【查看详情
 

汪精卫是一个卖国者这是没有疑议的事情,然而历史的诡异之处却在于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为其辩护,为其惋惜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包括胡适先生。

究其原因,无非是汪精卫投日之前是当时中国风评最好的政治人物,其投日初衷也算是“忧国忧民”的缘故。然而,这一切真的只是汪精卫表象罢了,他和近代中国其他有“救世主”情结的人物本质上并无二致。在他们的心中,真正在乎的永远只是自我的满足,自我的价值实现罢了。

汪精卫出走至后立即要求日本彻底轰炸重庆,这里可有半点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影子?在南京明知日本对他纯属利用,和平全无希望,他依旧恋栈不去,一意孤行成立伪政府,这里可有半点把“国家”放在心中的样子?说来说去,汪精卫这样的“救世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假借谁的名义。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救世主”们终究有原形毕露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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