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尤其是当社会矛盾尖锐之时,适时地调整政策乃至组织,都是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良方,否则一旦失去主动,受损害的绝不会是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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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宋建立900余年以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近代以前无论官方或是知识界,都把他看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和疯子,把他的改革视作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近代以降随着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老大帝国千年荣耀变成不值一钱的陈词滥调,王安石又被渴望变革,呼吁变革的人们捧到了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蓝图的大人物。之所以重读王安石,是因为我们想搞清楚,在“异端”与“伟人”这两个差距极大的评价之间,真实的王安石,真实的王安石改革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安石死后的九百年:他从异端到天才 从罪魁祸首到伟大改革家

著名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在追踪人类学革命过程时曾专门提到学术假设与“社会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他说:“简要地来看过去一些年里曾经提出的用来解释最早的人科物种是怎样起源的几种假说,有趣的是当每一种新的假说流行时,它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气候。”实际上900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900多年的“社会气候”。【详细】

 

王安石题词碑

朱元璋对王安石深恶痛绝

王安石是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使宋室斫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详细】
以周濂溪、二程、张载、朱熹五人从祀孔庙的同时,撤销了王安石的从祀地位,并指责“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合与削去,于正人心,息邪说关系不小,令国子监日下施行。”由此可以断言,理学家们打倒新学是理学兴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理学被元明清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详细】
将次天明,老抠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木杓搅手木盆之中,口中呼:“罗,罗,罗,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王安石来。”群鸡俱至。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都呼为王安石。【详细】
 
马克思主义者对王安石评价
 

列宁对王安石的评价来自误读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详细】


调查

1.你认为王安石改革做到“不加赋”的承诺了吗?
做到了
没做到
说不清
2.你觉得青苗法是怎样的法律?
抑制地主兼并,扶持小农的法律
国家取代地主搞“兼并”,压榨小农的法律
不清楚
3.你认为该怎么形容王安石的变法后的宋朝?
国富民丰
国富民穷
国乱民贫
4.你觉得王安石应该为北宋灭亡负责吗?
应该
不应该
说不清
5.你怎样评价王安石
伟大的改革家
剥民补官的官僚
说不清
6.你觉得本期专题的质量
很好
一般
很差
 
 
 

近代梁启超为王安石彻底翻案 认为王安石是“三代”之下第一完人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初次印行后迄今有约10种版本行世,如前所述自南宋以降至元明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一直以否定性评议为主流,直到梁启超的《王荆公》才改变南宋初以来的这种局面,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给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详细】

 
 

陆游祖父赞王安石变法成就:国家拥有的钱粮不可胜计

在16年里,王安石就能通过“变法”的形式,裁并了一百几十个州县,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在政治制度改革上,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同时还减免税赋,兴修水利,打击官商勾结,限制市场垄断。到了元丰年间,已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详细】

 

宋代市井图

古代农耕

实行青苗法,抑止私人高利贷。目的是用政府信贷代替私人高利贷,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另外,为了改善农业基础实施,此年还实行了农田水利法。国家通过青苗法低息贷款(年息一分),支持各地兴修农田水利。 【详细】
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趁势态暂时平静,又接着实行了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市易法是针对北宋中叶富商大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盘剥市民而改革的。目的是稳定物价,免除中小商人受富商大贾的压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详细】
由于发展了经济,壮大税源,扩充税基,减少浪费,节约支出,国家财政收入显著增加。《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宋史》云:“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 【详细】
 
邓广铭、漆侠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连环画中王安石的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成绩最卓著的学者,当首推邓广铭和他的门人漆浃。他们的研究贯穿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详细】

邓广铭先生的王安石研究  

邓广铭研究最足以显现王安石风貌和形象的莫过于下列三个方面:(一)“‘三不足’精神”;(二)“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三)“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实践。【详细】

漆侠先生的王安石研究  

漆侠从三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首先,改革起了加强宋代封建统治和维护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作用;其次,改革起了调节封建经济诸关系一些环节的作用;再次,改革起了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变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财政有了极大的改善,西北边防有了明显的好转,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详细】

 
 

司马光评不加赋国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 其害甚于加赋

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估计是火了,“安有此理!”哪有这个道理呢,拿眼瞧王安石,幸好王安石近视眼,没看真。下面的一段回答则在历史上相当知名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此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乃桑羊弘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岂可据以为实?”【详细】

 

宋代社会生活

王安石喜爱的梅花

实行青苗法,实际上以贷款为名,徵收一笔新税。宋太宗和宋真宗时和买绢帛,预支钱币,还可能对贫民下户有某种好处,而青苗法的真正意图却在于收利息。如在河北,“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青苗钱每年利息为40%——60%。【详细】
实行免役法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意图,征收免役宽剩钱,增加了下户的负担。有人反对司马光罢废免役法时就承认,下户纳役钱与以钱交纳不免增加农民负担。他说:“大抵光所论事,亦多过当,唯是称‘下户无不充役,今来一例纳钱。又钱非民所铸,皆出于官。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拓而已。谷贱已自伤农,宫中更以免役及诸色钱督之,则谷愈贱。’”【详细】
“朝廷市易法,本要平准百货,盖周官泉府之政。官失其职,一切赊贷,公私颇不便之。虽云有收息之数,名存实亡。今已改用金银、钞帛抵货,最为善法。”在“抵当之法”推行后,赊贷收息名存实亡,市易务沦为高利贷的机构。【详细】
 
凤凰网独家视频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君子对立

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个北宋历史上的重量极人物,第一次当着皇帝的面,公开交锋。话题由皇帝该不该破费给臣下赏赐引起,进而谈到经济改革问题。王安石认为,国家用度不足,财政吃紧,不是当今之急务。司马光反驳,国家自宋真宗末年开始,财政用度就出现困难,于今尤甚,怎能说不是当今之急务呢?【详细】

王安石的临川学派人才频出  

北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学派。因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故名。主要人物有王安石弟王安礼、王安国,子王雱以及吕惠卿、陆佃等。 【详细】

王安石与苏轼考试的争论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科举考试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详细】

 
 

王安石的农业改革并没抑兼并 反而牺牲了农村活力

所谓“名则二分之息,而实有八分之息”。农民从政府那里借得二分息的青苗钱,虽能应一时之急,但其产出仍不足以还本付息。况且,以钱纳青苗之本息,又增加农户的额外负担。显然,青苗钱贷放的结果只会使农民陷入债务困境而不能自拔。韩维曾对神宗言:“近日畿内诸县近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贷。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可见一斑。从制度设计上分析,不难发现青苗法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济困助贫。【详细】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府打着抑兼并旗号实行商业垄断经营

他认为:“市易法的颁行,原是为了解决宋神宗时代财政开支扩大的问题,由于王安石以义理财思想,使其在立法时表现出摧制兼并的外貌。然而社会政策只是市易法阳宣的一面,财政政策才是其阴伏的真正本质。”笔者个人完全同意上述结论。中国古代官府资本对私人资本的压制和摧残,自然也是一个造成中华民族落伍的不可忽视的因素。【详细】

 
 

王安石的改革实质:官府自为兼并的国家资本主义 加剧了社会矛盾

王安石把“管桑之术”那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当时财政困窘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错误地认为国家是公正无私、完全代表百姓利益的机构,因此国家实行轻重之术不会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致使他急功近利地走向了“取天下之财”的道路上,他的变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明显的敛财色彩,极大地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因此,新法不但没有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以致民怨沸腾。【详细】

 
凤凰博报·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经历了漫长的“一波三折”,先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后来高太后(宋神宗的皇太后)任用司马光把法又变了回来;宋哲宗(幼年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亲政后,又开始继续王安石变法的道路。“变法”不是煎饼,可以反复烙,烙多了就有一股焦煳味。【详细】

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的历史规律。内容是关于“帝国千年以来”通过“并税式改革”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历次改革目的都好,改革的初衷是要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一次又一次的改革,农民的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倒愈益加重。黄宗羲称为“积累莫返之害”。【详细】

“改革须付代价”  

不考虑民众的改革不管设计的多么周详,推动者如何费尽苦心,其结果都必然是失败的,例如王安石变法。 【详细】

王安石事与愿违  

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革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像王安石那样一味的蛮干,焉能有不失败的道理? 【详细】

 

王安石变法:强化了本来虚弱的宋朝君权

在政治体制上,宋初确立的文明体制虽有局限性(例如事权分散、效率低下),但仍有其合理性(分权制衡、权力制约等),变法改革却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局限性而遏制了合理性。例如,变法中君权反而强化,元丰改制以《唐六典》为蓝本,则是退到唐代文明体制上去,不仅看不到宋代开国体制中蕴涵的合理性因素,官员素质的“劣化效应”反而进一步制度化、合法化。而保甲法的负面影响也确实深远,直到近现代还被专制政府奉为至宝。【详细】

王安石变法之弊:
强行统一思想 挟制言论

王安石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而且,他更希望能通过变法,统一思想,统一学术,因此,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三经:《周礼》《诗》《书》),王安石的《字说》也曾一度独行于世,奉为科举取士的圭臬,以致苏轼开了不少王安石《字说》的玩笑。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东坡颇为不满。【详细】

王安石变法之弊:
改革帮了腐败的忙

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详细】

王安石变法最大争议:
造成了北宋的靖康之耻?

为什么靖康之难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教训,到我们的时代突然变得这么混乱,会有这么多人对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信口雌黄?事实上,南宋以后人们对靖康之难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并且基本认定其祸首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试验的时候方式太过于激进,对经济的一时伤害尚在其次,而这场变法造成的“新旧党争”才是靖康之难的主源头。【详细】

 
宋朝的“祖宗之法”
 

对“祖宗家法”的把握,需要区分不同的时段,区分行动的群体,即便是同一群体甚至同一个人,面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对“祖宗家法”的认识、阐释也会有所不同。【详细】

宋朝“祖宗之法”也与时俱进  

自真宗起,就有一个对“祖宗”形象塑造与“祖宗家法”神圣化的过程。仁宗是第四代皇帝,当时从范仲淹到司马光等名臣从未认为他是祖宗法度的模范继承者;但到了第七代哲宗朝,仁宗已俨然升格为“祖宗家法”的化身,以至范祖禹要求哲宗“专法仁宗”。【详细】

祖宗之法不是固定实体  

“祖宗家法”并不是一种固定具象、条目清晰的实体;而是诸多规定背后起制约作用的一种轨范,一种反映宋代制度文化的精神性内核,反映着一些探求治道的政治群体心目中的一种理念。随着时代推移,尤其是从北宋后期开始,百来年的前规后矩相继纳入了“祖宗家法”的大框架,使其内容十分驳杂庞大,外延边际也越发模糊。这一提法受处于不断修正、不断解释、不断更新再造之中。【详细】

权力需要监督

权力需要制衡

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国企”

王安石变法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依然是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政策的复杂性、综合性日益增强,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改革、推行政策时要考虑得更周详、更全面,要更多的听取社会方方面面的不同意见。“天变不足畏”的口号固然仍可作为鼓励我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战斗号角,但在实际的改革过程中却是该畏的要畏,该恤的要恤。而且要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机制,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详细】
这就是说,特定的社会经济领域是不能由政府来主导的,至少是不能由综合性的政府部门来主导。也许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政府部门来进行专案处理,但这个时候这一部门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独立于其他政府组织的机构了。对于一向坚持政府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要由独立于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社会前进的观念恐怕是太过前卫了,激进如王安石只怕也未必能够接受。【详细】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治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详细】
按照黄仁宇的历史观,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中间机构会越来越繁杂,对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因此需要越来越细致的“数目字管理”。而央企的扩张却恰恰相反,这等于政府包揽一切环节,全部的组织结构自然也会被简化,许多独立性的中间团体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详细】
 
王安石与张居正变法比较
 

王安石与张居正

北宋和明朝进入中叶后,都面临着“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则王安石变法的成就不能与张居正相提并论。 【详细】

 

两者为何评价不同?

王安石变法之时就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以失败而告终。与王安石变法不同,张居正任相之时改革却得以全面推行。【详细】

 

两者改革策略比较

王安石提出要改变现有法度却所用非人。和王安石相比,张居正要老练许多。在他看来,吏风不正,一切政令都会流于形式。 【详细】

正如我们一直认为列宁曾高度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原来不过是个美丽的误会一样,近百年来国人对王安石的毁誉其实也只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气候”,而并非还原了历史本来面目。王安石的变法和中国历史上所有变法一样,从未逃脱“黄宗羲定律”的轮回: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有什么值得今人借鉴的,那么无疑应该是警惕政府打着抑制兼并的旗号来“自为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