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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将北宋送上灭亡之路

2012年11月17日 17:38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高飏

宋神宗撕裂士阶层:知识分子向权力下跪还是坚持理想

本文摘自:《中国思想史》,作者:葛兆光,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尽管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只不过是这种思潮的自然延伸,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士大夫的取向与策略却在熙宁年间发生了相当戏剧性的变化,虽然一批士大夫沿袭着庆历以来的思路,倾向于采取激烈的实用策略,在皇帝的支持下进行变革实验,如王安石,但是,相当多的士大夫却仿佛并不赞成这种方式,他们似乎更趋向于采取一种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与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试图通过文化传统的重建,借助道德理性的力量,确立知识与思想以及它的承担者在秩序中的规训意义,并进而以温和的渐进方式清理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

在这种表面上的“有为”与“无为”中,很多政治史研究者看到的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激进策略与改良策略之间的冲突,但是思想史研究者却要追问;这背后还有更深的背景么?

这里应当还有“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张载在《答范巽之书》中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这里所谓的“道学”与“政术”,其承负者就是古代就有的“师”与“吏”,究竟是“以师为吏”,采取史书中所谓“循吏”的策略建立“王道”的秩序,还是“以吏为师”,采取史书中所谓“酷吏”的策略建立“霸道”的秩序,其实从汉代以来就一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虽然说中国的“普遍皇权”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都是“王霸道杂之”,但是,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任何一种偏向,都会影响文化话语权力与政治话语权力的重心倾斜。在熙宁元丰年间的中国政治世界中,显然是依靠着皇权的激进主义改革者占了上风,这时就产生了以下的结果:首先是皇帝以及政府权力加重,凸显了政治世界的重心,其次是使传统中一直作为制度性资源的礼学、作为仕进策略的文学之学与作为行政官员的吏治之学,占据了知识世界的重心,再次是实用性的现实思想倾向渐渐占据了思想世界的重心。这种重心的倾斜,迫使士大夫必须转入“吏”的角色而放弃“师”的尊严,掌握政治资源的皇帝、政府以及官员在控制一切,而掌握知识资源的士大夫阶层渐渐失去了它的位置,因为士大夫常常是通过以知识为“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常常是通过对文化的占有权来制约皇权并凸显自己的存在的,常常是以超越和理想的思想来暗示自己的姿态的,因此他们始终要大声疾呼“尊师重道”。然而,从政治权力的立场上来看,他们更希望士大夫充当“吏”的角色,让文化与知识充当解释政治合理性的资源,举一个例子,如宋神宗就对士大夫不习法令感到恼火,希望科举考试中加上法令的内容,期望“师”成为“吏”。

士大夫们通过对经典的解释、道德的确认和政治的评论,特别是通过私人的讲学、收徒以及普遍的交游,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尊重与拥戴,并大约在庆历(1041-1048)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以道德、知识与思想互相认同的阶层;其次,这个阶层恰恰处在相对较为自由与宽松的言论环境中,北宋时的讲学、讨论、书信来往以及撰写著述,常常以当下的政治与社会为背景,宋真宗时代皇权曾经通过“异论相搅”来抵消士大夫的力量,增强政治的控制,但是这种策略却无意中激活了自由议论的风气,于是造成程颢所说的“人持私见,家为异说,支离经训,无复统一”的局面,这种局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却无意中导致政治意识形态的松动,形成了一种言论的空间,也支持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再次,当北宋士大夫在各地重新建构新的家族社会时,在国家管理与私人生活之间,就多了后来我们称之为“乡绅”的一层,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由仕进人政府获得权力,又依靠仕进的权力成为家族的领袖,权力与财富在他们身上常常互相实现,这使他们成了自汉魏士族以来,又一个介于皇权与个人之间的阶层,他们并不愿意政府权力膨胀到直接干预私人生活的地步,也不愿意如何结构性的变化影响他们控制的社会资源,对于激烈的改革策略,他们并不赞成。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洛阳那一批象征若边缘立场与理想主义的士大夫领袖与思想导师的社会资源,而拥有这种社会资源的洛阳士大夫,又是在以知识与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试图以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

 

神宗当然不满足这种局面,他还试图在思想上将整个士大夫阶层统一在自己的脚下。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宋神宗 变法 北宋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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