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否提供现代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作为后人,作为近代历史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我们对于近代外交家的种种努力不应该以意识形态的差别,或是新朝旧国的立场局限而做出种种并不公允的简单评判。然而,时下的现实却并非如此。经过灌输式的宣传放大之后,国人对近代各个政权的外交努力,往往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便斥之外卖国,而对于现实中的对外交往,则秉持着简单粗暴思维模式,仿佛任何事情只要大炮一响,便百鬼辟易了。当然,这份爱国激情确实值得赞赏,可令人遗憾的是,这份激情显露出的无知与我们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前辈相比,其实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