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1868年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可是这个使团却是由一个外国人——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率领的，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同时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乃形势所迫，并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同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不过那仅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并非正式遣使。

当时，清政府已深深感觉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熟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尤其是1858年《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政府担心西方列强趁修约之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可是使臣的遴选和中外礼仪纠葛却成为两大难题。无论未出过国、不通外语的总理衙门官员，或是毫无外交经验的同文馆师生，都不堪当此重任。“若不得其人，贸然前往，或致狎而见辱，转致贻羞域外，误我事机。”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听到蒲安臣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奕等不禁灵机一动，何不干脆请洋人为使呢？既可达到遣使出洋的实效，又能避免中外礼仪的纠葛。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和赫德的支持之后，奕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于是总理衙门开始组建清政府第一个外交使团。前美国公使蒲安臣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皇帝的钦差，率领中国外交使团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了维护大清帝国的面子，清政府又任命了两名级别不太高的总理衙门章京，即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赏加二品顶戴”，也以同样的名义，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为了不得罪英国和法国，寻求列强之间的平衡，又特地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分别担任“左协理”和“右协理”。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对于蒲安臣使团应该给予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方面，蒲安臣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的半殖民地屈辱色彩。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居然要由外国人来率领，晚清中国官员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出洋竟是在洋大人的带队和搀扶下，摇摇晃晃地迈出国门，小心翼翼地走向国际社会。美国人蒲安臣基本上操纵了使团的领导权。尽管组建使团时总理衙门曾有限制蒲安臣权限的如意算盘，向皇帝报告说:“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衙门覆准，方能照行。在彼无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使团出发前又给蒲安臣8条训令，要求他前往各国，所办之事，所到之处，都应与中国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细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须与中国使臣一起“咨明中国总理衙门候议，再定准否”，未授予其订约之权。可是当使团出国以后，蒲安臣便独揽大权，包办各种谈判交涉，甚至擅自订约。如在美国，蒲安臣多次单独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秘密会谈，商订有利于美国输入华工及在华贸易、传教的《中美续增条约》（俗称《蒲安臣条约》）。中国官员直到举行签约仪式时，才被请去出席并画押、盖印，清政府事后也不得不予以批准。中国使臣志刚、孙家谷在前期几乎成了点缀品和观光客，主要活动是参观游览。直到1870年2月蒲安臣在俄国彼得堡因病去世，使团才由志刚主持。

我们还可以把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作一个比较。岩仓使节团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于1871年12月出发，先后访问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至1873年9月归国。表面上看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时间与路线差不多，蒲安臣使团还比岩仓使节团先走一步，出发早三年多，在外时间长近一年，只是访问国家少一个。但是两个使团的目的任务、成员、表现以及所起作用影响却大不相同。中国蒲安臣使团的任务只是了解外情，笼络各国，劝阻修约。而日本岩仓使节团却是肩负着求知识于世界，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并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重大使命。中国使团竟请一位外国人来率领，两名中国代表也只是级别不高的官员，出发前也没做认真准备。而日本使团则集中了明治政府的权贵和要员，特命全权大使是明治政府首脑之一右大臣岩仓具视，副使则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高官。此外还有一批藩主、随员和留学生等精英人物。岩仓使节团不仅规格高、规模大，而且在出发前做了充分准备，拟订了考察大纲并有分工，如岩仓重点考察各国帝室制度，木户考察各国宪政，大久保则考察各国工商业状况等。使团在欧美各国进行了深入考察并写出一批调查报告。因此两个使团的效果影响也大不一样，蒲安臣使团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岩仓使节团通过对欧美各国的认真考察调研，认清世界潮流，明确日本改革发展的方向，回国后大力提倡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明治维新各项改革和日本近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蒲安臣使团作为中国政府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毕竟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出洋期间，蒲安臣还为使团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国旗，即黄地蓝镶边，中绘一龙，长3尺，宽2尺，“与使者命驾之时，以为前驱”。作为中国象征的黄龙旗飘扬在欧美各国，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主权国家面目出现在国际社会之中。蒲安臣使团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笼络各国”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国政府不借修约干涉中国的表面上的承诺。《中美续增条约》也在客观上对赴美华工、侨民起了某种保护作用。

蒲安臣使团也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当时李鸿章就指出，此次乃“权宜试办，以开风气之先，将来使回，如查看有效，另筹久远章程，自不宜常令外国人充当”。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终于开始陆续派出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里的中国官员也通过这次出访大开眼界，接触新事物，吸收新思想，并锻炼了外交才干。如使臣志刚不仅盛赞在法国看到的铁路、火车，“公私皆便，而利益无穷”，甚至在参观美国国会后还肯定议会制度可使“民情达而公道存”，而且深感国际交往之必要。在出访期间他的外交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因此能在蒲安臣病逝后担当起领导使团的重任，主持了访问俄国等国时的交涉。参加蒲安臣使团的晚清中国官员对世界的认识、见闻和思想变化，可以从他们所写的几部游记，如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谷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等书中看出来。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