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中国的对外工作方面，要为世界革命服务，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这一提法将世界革命目标与中国外交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是基本正确的。但林彪在1965年9月3日发表的《人民革命战争万岁》一文却做了错误的解释，该文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对当时的世界局势进行了所谓分析，文章牵强附会地认为亚非拉国家是世界的农村，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是世界的城市，亚非拉国家各国人民应该像中国人民一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世界革命，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认为，林彪的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世界革命中的重大问题，是进行外交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林彪提出的理论严重干扰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使中国与北美、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指责，中国与西方国家谈判建交的重要外事活动出现停顿甚至严重倒退，也使中国在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情况下，片面强调支援亚非拉国家的所谓国际主义义务，大量无偿援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为此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延误了中国的经济建设进程，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在大力推行林彪提出的所谓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论的同时，极左分子还极力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17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执行了一条所谓“三降一灭”和“三和一少”的路线。“三降一灭”指：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革命人民运动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搞和平，对修正主义搞和平，对各国反动派搞和平，对革命运动支持少。在否定过去17年外交路线和外交工作成就的同时，他们提出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并狂妄自大地把北京称为世界革命中心。

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同时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外交工作领导干部都成为他们斗争对象。在造反派对外交部严重冲击下，外交部已经不能正常办公，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而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