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是西方列强对外扩张的产物，也是中国被迫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的产物。作为中国蒙受屈辱的标记，它产生和形成于两次罪恶的鸦片战争。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外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列强来说，战后签订的条约“揭开了对华事务的新纪元。它标志着中国闭关自守的破产，同时标志着中国与欧洲‘掠夺成性的蛮夷’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3页。>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确实揭开了一个新纪元，这些条约正提供了保障列强在华特权的法律形式。用费正清更直截了当的话来说:“即依靠条约、法规使各种权利成为制度”<%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38页。%>。显然，这个新纪元就是列强用暴力在中国建立“条约制度”，以保障它们在华进行殖民掠夺的权益的开始。它并非使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列强建立新的关系。相反，列强用“条约制度”把中国纳入它们的“统治范围”，确定了对华关系的真正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正是“条约制度”的内核。

“条约制度”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并不等于它已获得稳固的地位，形成为确保列强特权的制度体系。它本身还不完善，还未包括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其适用范围还有很大的局限；更重要的是它还没有最终取代“天朝体制”，并迫使清政府信守条约。因此，列强要求进一步充实“条约制度”的内容，改善实施“条约制度”的各种条件，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不可避免。通过战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列强实现了这一目的，“条约制度”至此基本形成。

1．“条约制度”的内容包括了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

列强在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所获得的特权，在这里得到了明确和具体的肯定，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特权。至此，它基本上囊括了列强在华的主要特权，尤其是经济特权，如英人伯尔考维茨所说，“它包括了商人们所要求的特权”，是“整个时期英国和中国外交及商务关系的根本基础。无论是1876年的烟台条约或1902年的马凯条约（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都没作出任何基本上的变动。”<%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1—22页。%>“条约制度”的内容和框架此时已基本上定型，除了少量几种新增特权之外，以后只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