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仕途坎坷，虽然在1837年20岁时考中举人，但其后两次到北京会试都名落孙山。经过几年游幕生涯，终于在1847年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不久又因双亲去世，依定制只能回家居丧。由于曾国藩的举荐，1856年到京城任翰林编修，深得咸丰帝赏识。咸丰帝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因为他的刚直，与僧格林沁积怨很深，终遭排挤，黯然归乡隐居。

1875年年初，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又作为懂洋务的人才任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他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19世纪后期，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宅。

郭嵩焘在强大压力下，曾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次年1月到达伦敦，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种种“罪状”。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

郭嵩焘回国后，心力交瘁，遂请假归乡。回到故乡长沙，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