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1月，广州城被英法联军攻破，到处是断壁残垣。两广总督府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兵丁衙役忙不迭地搬物扑火，英法联军发射的炮弹不断地在督衙中爆炸，枪声、炮声、尖叫声混成一片，空气中弥漫着那么多令人不祥和使人窒息的气味……

就是这幢燃烧着的两广总督府，曾经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设在广州的外交总部。从这幢中式建筑的府衙中，曾经诞生出了中国近代首批外交大臣们。

按照近现代外交惯例及其实践，外交部应设立于一国的首都，外交部长们也应坐镇于该国首都。但朝贡体制下的历代中华帝国却并无上述“外交”观念。与现代外交部有些相似的礼部仅仅是处理与属国或藩国关系的机构。而进入帝都的“外国”使节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朝贡国的使臣。“外国人进京，皆系朝贡陪臣”。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争得与清政府平等地位的西方国家不再满足于中国这种传统外交体制，而此一时期的清政府也无力将西方国家纳入传统的朝贡体系中了。清政府只得创设“五口通商体制”来应付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由清廷派遣的外交大臣(时称办理夷务大臣、五口通商大臣)驻扎广州城处理与西方国家间的关系。因此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广州成了中国“外交部”所在地，两广总督也成了这一期间的“外交部长”。

这一体制的出笼，一是出于鸦片战争之前广州一口通商时代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历史传统，“中国与外国往还，总在边界”。二是出于战后要把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限定在远离帝国腹地的遥远南方。从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并于1840年2月以两广总督身份入住两广总督府算起，到1859年1月最末一任两广总督黄宗汉为止，其间的琦善、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都先后以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的身份办理过对西方国家的外交事务。

现代的外交部长们，大多面对的是礼炮、鲜花和红地毯，在职时和卸任后的命运一般不会出现跌宕和波澜。但1840至1860年间中国历任办理“夷务”的外交大员们最终面临的命运却是镣铐和死亡。在其任内不管执行何种外交政策，他们的结局基本上是悲剧性的:流放、革职、受弹劾、被外军所俘或被自己的主子赐死。林则徐因“启衅端”被撤职流放新疆；琦善因订立《穿鼻草约》而在1841年8月被定为斩监候，带着镣铐离开广州；耆英在1858年被咸丰帝赐死；叶名琛在1858年被英军俘获。最后一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黄宗汉在1859年1月被革去办理各国事务之权。其中最能代表这些“外交大臣”悲剧命运的，当属这一时期主持外交事务最为长久的耆英和叶名琛。

耆英是1842至1848年间办理西方外交的钦差大员。他于1842年4月、1843年4月和1844年4月被三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第一次钦差大臣任内，耆英负责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次任内签订了中英《虎门条约》；第三次则与美国和法国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作为清廷与西方国家谈判的最高官员，耆英几乎参与了战后奠基中西关系的全部条约谈判。而其他诸如赔款交涉、收复舟山和鼓浪屿失地事宜以及中外民夷冲突事件，也无不浸透着耆英的心血。我们这里姑且对耆英办理西方外交事务的成败和绩效不论，但无论如何，从1842至1848年，可称得上是耆英外交时代。

1848年之后，耆英奉旨内招入京。1850年咸丰登基之后，耆英开始为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付出代价，最终被降职为五品候补。后来在1858年大沽口被英法第一次攻破之后，惠亲王绵愉等会奏:“已革大学士耆英，熟悉夷情，请起用。”5耆英重被“弃瑕录用”。咸丰随即赏耆英侍郎衔，与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华沙纳同赴天津与西方国家谈判。但因在中西谈判中被“夷人”看破底细，并被外国使者当面羞辱，耆英羞愧难当，“未及候旨，踉跄回通州，为王大臣论劾，赐自尽”。

关于1858年耆英被赐死一案，大抵而言是冤枉之极。1858年1月，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之后，在劫掠叶名琛的督府之时，缴获了装有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在广州办理夷务期间的奏折、谕旨和皇帝对外交条约的批复原件等外交文件的“黄匣”7。正是这些“黄匣”所含的内容，使西方外交官洞悉了清朝官员办理夷务的具体做法。美国代表在天津曾向中方谈判代表问及“黄匣”一事，称“条约印册，应藏京师，何以存在广东？耆英告以想因质对要事，奏请发出备查”。黄匣中保存有耆英于1844年1月“驾御夷人情形”的奏片。英国人在阅读之后，对耆英两面三刀的做法非常厌恶。

耆英1858年首次在津与英国代表会晤时，“英夷威妥玛于座前呈出一件，即系当年耆英具奏驭夷情形摺，语多贱薄夷人，且有宣成宗皇帝朱批”。西方国家外交代表对耆英先前办理夷务的做法怀恨在心，英国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当场就拿此奏片奚落耆英。本来清廷欲以耆英的“亲夷”好名声作为在桂良和华沙纳与英法谈判失败时的另一张王牌来再次笼络英人，但英国谈判代表一上来就点破了耆英的算盘和伎俩。桂良和华沙纳害怕耆英妨碍和局，上奏咸丰称:“连日闻人传说，谓英夷因从前受其愚弄，有欲报复之意，祸且不测。”最后向咸丰帝建议赶快让耆英回京。

但咸丰帝坚持让耆英“仍留天津，自行酌办”。但在这道圣旨到达天津前，耆英已经离开了天津。耆英因在天津颜面尽失，加之天津又兵荒马乱，七十多岁的耆英大概老来惜命，在天津被辱不久便急奔驻通州的僧格林沁军营。僧格林沁把耆英将到军营之事上奏咸丰帝，咸丰帝以擅自离职有违圣旨为由，命令僧格林沁派军将耆英押回北京。经过几次会审之后，咸丰帝命耆英在颂读谕旨后，在专门处理拥有宗室血脉案件的宗人府自尽。至于耆英是仰药自尽，还是一绢白绫魂飞去，史料未作记载。

叶名琛是另一位办理夷务的钦差大员。他是鸦片战争后期(1852～1858年)主持清政府对西方外交的五口通商大臣。其任内因执行鸵鸟式的外交政策，在1858年1月广州城破后被英国掳至印度的加尔各答。英军认为，叶名琛在广东经营十多年，旧部无数，影响深远，如果把叶囚禁于大陆附近，不仅广东地方有可能派出营救小队，而且东南亚的华侨和华人也可作为内应从旁协助。1858年1月，额尔金在写给葛罗的信中，谈到了这种顾虑:“不少人……对我谈及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他们都说，叶留在广州会使人心不稳，给重新回复秩序和信心带来困难。”“

其实，英国人在此已经犯了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毛病，以欧洲人的“小人之心”度清政府的“君子之腹”。实际上，咸丰帝在得知叶名琛被俘之后，不仅没有任何营救或者通过实行交换战俘来搭救叶名琛的行为，反而因为害怕英法联军把叶名琛作为要挟清朝政府的人质而随后罢免了叶的一切职务，并让广东当局通知英方说叶名琛现在已为一介草民和罪人，其生死无关乎清政府的任何利益。“叶名琛办事乖谬，罪无可辞，惟该夷拉赴夷船，意图挟制，必将肆其要求。该将军署督等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自知留之无益。”同时命令清军不要因顾及叶名琛而延误收复失地的行动:“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叶名琛变成了无人拣拾的一堆垃圾。

专制王朝帝王的薄情寡义、流氓无赖和视人臣为刍狗的做法可见一斑。最后，叶名琛搭上了开往加尔各答的军舰，上船前命仆人从家中自带干粮。途中虽因海晕呕吐不止，但他仍然正襟危坐，坚持不哼一声。从上船一直到抵达印度后，叶名琛一直自命为“海上苏武”，以明不忘祖国之志。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