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各方面方工作一样，受到极左思潮日趋严重的干扰和冲击。中国驻外大使、参赞几乎全部奉调回国参加政治运动，许多人受到批斗，驻外使馆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断，与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级的互访急剧减少，实际退出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也不出席国际会议；外贸进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学人员全部被召回国，也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更严重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或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驻若干国家的大使馆受到冲击，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恶化到降级或断交的严重地步。

1967年夏天，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冲击达到顶点，中共中央一度失去对外交大权的控制。毛泽东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屡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多次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是其中最为严重、影响最大的一次事件。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及造成的后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在外交部被夺权的混乱时期，发生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争”向英国驻华代办处发出照会：“最强烈抗议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港英当局必须在48小时内撤销对香港《夜报》、《田丰报》、《新午报》的停刊令，无罪释放19名香港爱国新闻工作者和三家报纸的34名工作人员。”当天，由谢富治主持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声援声讨大会。

“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周恩来闻讯后，紧急召见“反帝反修联络站”负责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双方一直争执到深夜，周恩来在得到保证不进入代办处的允诺后才离去。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