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VS激进

民初的保守与激进之争其实是民初精英们在治国方针上分歧的表现。国粹派在推翻清朝后，急于肯定传统文化正面价值却缺乏充分反省；而激进派则更像是各种西方思想的大杂烩，极端民族主义者有之，军国民主义者有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之，宪政民主主义者有之；不过总的来说，两派在如何治理一个近代化国家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案，对国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也缺乏清醒认识。【详细】

清末民初的国粹主义思潮

在清末革命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社会思潮。国粹派认为，“国粹”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提倡国粹的目的，一是“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鼓吹“革命光复”；二是从古代“良意美法”中寻找克服和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对策，反对“醉心欧化”。 【详细】

民国初年宪政思潮弥漫

毫无疑问，在民初所有思潮里、主义里，宪政绝对是政治生活中的主流。无论是立宪派的梁启超还是共和民主的孙中山，他们无不将宪政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用西方的宪政彻底取代中国的政治传统，而只是想用它来主要解决中国的生存困境问题，宪政的自身价值便成为附带性的了。这样做的后果是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详细】

各种主义纷至沓来 民初政坛出现组党风潮

民国初年各种思潮、主张弥漫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政治主张，章太炎甚至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的口号，认为只要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就应该取消，只有这样革命才能真正取的成功。大家都热衷于组党，希望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主张。【详细】

民初中国社会风俗与结构的变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从晚清洋务运动起,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历程。由于西方势力首先在东部沿海城市生根,故中国早期的现代化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少数口岸城市。民国建立后天津、汉口、北京、广州等，也出现了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转型。在农村，农业资本主义开始兴起，大规模农垦公司成立。民间也开始逐渐放足，废除跪拜。【详细】

    革命党人在1911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胜利后的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并建立了中央政府机构。

1912年2月12日，清帝在尊号不变、每年领取四百万元费用、暂居宫内等优待条件下，被迫宣布退位，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自此告终。

1912年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着军服，佩长剑，面南正立，宣读誓词说:“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祈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

1912年，8月宋教仁在经过一番合纵连横后，于25日成立中国国民党。计理事九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参议29人：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名誉参议钮永建等七人，各部干事300余人。9月3日由黄兴、宋教仁、吴景濂、王宠惠、王芝祥、王人文、贡桑诺尔布七理事互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孙并遴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被刺与“二次革命”

如果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是中国民主宪政遭受重创的话，那么之后孙中山不冷静的“二次革命”则是彻底断送了中国宪政民主。宋案发生后，社会上有两种解决方式，是武力解决还是司法解决。社会舆论大多支持后者，同盟会内部也大多支持司法解决。但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孤注一掷地与北京政府开战。其结果是袁从犯罪嫌疑人变成了受害人，革命党从受害人变成了野心家。革命党人望大跌，内部也出现崩解。袁世凯仅有的一点对宪政的敬畏也随着二次革命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详细】

二次革命导致知识精英两极分化

孙中山等人在宋教仁被刺后坚持采取武力手段解决问题的做法不但遭到了全国各界精英的反对，而且因二次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也使得中国知识精英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方的民主宪政在当时中国实施的可行性。非但杨度等人鼓吹君主立宪事实上源于此次风波，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开始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醉心于国学以及宪政理论研究也源于此。【详细】

向左走：联省自治—中国的联邦主义尝试

自从太平天国起义破坏了清朝内重外轻的权利格局后，中国地方势力的实力就越来越大。经过庚子事变后地方的权利已经达到顶峰；而辛亥革命时各省相继通电独立也说明了这一点。民国建立后联省自治的呼声一度销声匿迹，可当宋教仁被刺以及孙中山武力讨袁之后，不少学者与官员对中央政府的失望使得联省自治的呼声又重新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详细】

向右走：君主立宪—加强中央权威

与主张联省自治的人一样，在经历了宋案与孙中山武力讨袁后，也有一批人对之前的民国感到失望，不过他们的政治主张却和联省自治派南辕北辙。他们认为造成民国乱局的原因并非中央权力太大，相反是由于中央权力太小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君主立宪，企图恢复清朝前期那样的中央权威。为此他们请来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古德诺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背书。【详细】

令人惊讶的民初农业经济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在民国期间，封建的地主土地制度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在这种土地制度下，人数较少的地主占有较多的土地，支配着租佃关系，沉重地剥削着佃农。然而事实却是至少在1937年以前，中国农业经济是增长的，是由近代中国经济的商业化和国际化、集约使用劳力、以及在部分地区采用良种、新肥料和机器所导致的。通过计算新兴市镇，及对中心市镇作具体研究，展示了农村市场的显著成长，和远超过农业生产增长率的商业化发展。【详细】

    1913年3月23日宋教仁案凶手武士英被捕，随后几天经数次搜查，获得刺宋证据多件，宋案背景乃尽行暴露，指使者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者应夔丞相继落网。

1913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连续两次传唤内阁总理赵秉均到庭，赵秉均不敢因私害公，以病痛搪塞只派律师到庭。这成为中国法律史，宪政史开天辟地的创举。

就在民国舆论普遍同情孙中山与国民党之际，孙中山不顾党内外一致反对，于1913年7月12日悍然发动武力讨袁运动，史称“二次革命”。二次革命最大的影响就在于断送了中国的宪政之路。

1913年7月，由众参两院各选出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华民国宪法。10月中旬，宪法草案脱稿，共10章113条。因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天坛祈年殿为会所，故称《天坛宪法》。

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瓦解，在沙皇俄国驻库伦领事的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人出使俄国，后在库伦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沙皇俄国策动外蒙古分裂主义分子宣布"独立"后，又于1913年11月5日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这一声明实际上是承认外蒙古所谓的"自治权"和沙俄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民主害国 集权强国

后进国家进步到发达国家都会经历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时期，而这正是民初中国政坛的矛盾所在。当袁世凯尊重议会，恪守宪政的时候，做起事来处处掣肘，中国也呈现国势日衰的情景；而当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重树中央权威，架空议会，独操权柄的时候，民国国势竟呈蒸蒸日上之盛况。这种看似矛盾的政治现实不但使得袁世凯有了称帝的念头，就连章太炎与梁启超也开始宣扬起开明专制来了。要民主还是要强国？二次革命后在中国不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毫无悬念的政治选择了。【详细】

中央集权利国事 袁世凯称帝的现实原因

而经过民初的一系列政治风波后，袁世凯以及以他为首的“中央派”都认为民国之所以乱象不断是因为中央权威不彰导致的。而且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权独揽后国势反而大为振作。这似乎也印证了集权派的观点。而这种现实致使精英们开始反思，也正是精英们的这种反思影响了袁世凯，他最后采取极端的君主立宪的方式来恢复中央权威不得不说并非完全出于一己私利。【详细】

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杨度一生坚持“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从不曾妥协。仔细梳理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政治理念比之梁启超的“开明专制”的政治理念来说更符合现代民主的观念。可滑稽的是在民初精英们普遍对共和民主、君主立宪、开明专制这些政治概念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杨度与梁启超的命运迥异。提倡虚君共和的杨度从此被打上了帝制鼓吹者的标签。【详细】

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 却提倡开明专制

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事实上却是赞同在专制与民主之间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开明专制”时期。正因为梁启超这种主张，他在袁世凯不断修改宪法，不断加强个人权利的时候并未发表激烈的反对意见。梁启超之所以对袁世凯称帝反应如此激烈，与其说是君主立宪不符合他的政治理念，还不如说是梁启超审时度势后的一种政治投机。【详细】

民国经济：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对经济的促进起到极大的效果。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详细】

    继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后，袁世凯又于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国会，将议员资遣回籍。2月28日，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1914年横行北中国，被民国政府调动20万大军围剿，造成大半个中国骚动的民初匪王白朗在民国的持续武力围剿下死于河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乘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机会，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要求。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原来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延长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权等等，共计21条。

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中国时局进行了思考，认为政治革命没有作用，而“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上海后，便开始准备筹备《青年杂志》，先是同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商量，在得知亚东图书馆无法合作后，又被介绍给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几人商议后由群益书社出版《青年杂志》，每月一本，每期支出在200圆。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民初时期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与政论家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枪杀。以往都认为是袁世凯所为，近来有证据表明实乃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暗杀黄远生。银黄远生之前多有鄙薄孙中山的文章，因此孙中山指示林森暗杀黄远生也并非没有可能。

集权OR自治？袁世凯的失败与护国战争的成功

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力量的动员，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社会中的现代性社会势力本来就很微弱，还没有发育起来。因此，他们不可能用现代政治的组织方式，来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完成国家的整合。护国运动的主流是各派军事力量的离叛，真正逼死袁世凯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军阀。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从基层动员着手的艰难的道路。【详细】

袁世凯死后 联省自治主张盛行

袁世凯称帝与随后的护国战争使得相当部分立宪派以及革命党的温和派，走了另一条道路。在统一的无望当中，他们联合地方社会力量，开始了一场以联邦主义和省宪自治为核心的“联省自治”运动。而这一主张立刻得到了地方实力派支持。地方实力派为了取得割据的合法性，同时为了借重地方社会力量和舆论支持以抵御大军阀吞并，极力附和联治理论。【详细】

联省自治成了军阀割据的挡箭牌

宪政派和革命党内的温和派提倡联省自治本意不过是看到民国政坛纷扰后希望从地方开始实施西方的民主宪政，进而在推广到整个国家。可当联省自治在护国战争后成了一种时髦的理论后，现实却是“联省自治”成了大小军阀割据一方的挡箭牌。各地军阀们从不知民主与宪政为何物。中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内战时期，社会秩序比之袁世凯时期还要不如。【详细】

护国战争后知识精英遭遇迷茫

从1911民国建立到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中国的知识精英突然发现自己创造的这个民国实在是一个怪物。实行宪政时，国势衰微；等袁世凯开始集权后情况反而有所好转；当他们发觉“开明专制”容易造成独裁，开始提倡联省自治的时候却又发现联省自治下的中国战乱频繁。面对现实，知识精英们都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任何制度到了中国最终都将是与愿望？【详细】

飞速发展的教育

民国时期的教育延续了晚清宪政时期的发展方针，既重高等教育同时也不放松职业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这一时间中国不但相继开办了多家日后知名的大学，同时各省也创建了大量的中等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走出的学生大部分都成了中国普及教育的星星之火。不但如此，民国时期中国海创办了大量的专门学校，不光是军事系统，交通、外交、制造各个方面都建立了专门学校。这无疑是二、三十年后中国各行业大师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详细】

    12月11日上午9时，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申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并无可诿避。”正式称帝。

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辛亥革命以后不仁、不义、不智、不信、不让等丑行，组成护国军开始讨袁北伐，北洋军奉命南下，护国战争自此爆发。

　3月23日袁世凯颁令废止洪宪年号。徐世昌、段棋瑞、黎元洪致电护国军，请停战议和。护国军于26日复电，要求袁世凯即日退大总统位。6月6日袁世凯病死。

1916年10月31日，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因长期为革命事业而奔波奋斗，积劳成疾，最终因食道、胃静脉屈张破裂出血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

1916年8月，护国运动刚刚结束没有多久，蔡锷因积劳成疾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军务，赴日本进行治疗。11月8日，不幸逝世于日本福冈医院，享年只有34岁。作为一个军人，只活了34年，这可以算作蔡锷辉煌人生的一大遗憾，他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