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以前，一位香港朋友邮寄给我这本书，要我看看。开头就是作者陈炯明儿子陈定炎的关键论点:“陈炯明先生（1878－1933） ──笔者的父亲，于二十年代与孙中山因政见分岐而决裂。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先父主张‘联省自治’，企图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彷的联邦制，以和平妥协的手段来谋求中国永久统一。”论题好大，于是往下翻阅，其中太多情绪性的妄语，没有证明。因其作为陈炯明的后人，为其父辩解，只得同情。

后来在广州中山大学学报上，看见几篇为陈炯明翻案的文字，显然是此书余波，也没有太多关注。直到最近，港台的某些杂志，连续发表了否定孙中山的文章，查其源头，都是来自此书。其核心即是联省自治问题。

这样一来，二十年代各省军阀为了把长期割据合法化所搞的“联省自治”，在该书中统统被抬高为民主和法制；而孙中山反对军阀割据的国家统一与护法运动，反倒被此书称为追求独裁。这是颠倒是非，企图油漆陈炯明的军阀身份。在陈定炎的上述着作中，还编造了不少故事来证明上述谬论，违反了基本的史德。

当时，南方六省的“联省自治”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所有倡导者都是军人，二，这些南方军阀都与北洋军阀有关联。就凭藉这两点，以民主外衣来美化联省自治就难以成立。再加上北洋军阀都有外国帝国主义支持，所以当时攻击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绝大部份论据都来自港英和北洋当局。

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惨痛经历，使得清末的立宪党人或者革命党人，一致主张以西方自治制度为榜样，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甚至连1908年清廷迫于形势压力，也颁布了城乡自治章程。美国和瑞士的联邦制，就是议论得最多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由宋教仁起草的的临时约法就基本照抄自美国独立宣言，各个省的独立宣言，则抄自临时约法；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宋教任和胡汉民之间，就中央集权和各省的分权问题，也有过争论；为反对袁世凯独裁，联邦制被章士钊等人再次提起。可见，联邦制在那时是相当时髦的政治议题。

汉、唐的地方权力机关只有“郡县”，唐代虽然有三个“省”，那是协助宰相工作的中央机关。作为地方权力的省出现在元代，也只是中央的派出机关“行省”，谈不上地方的权力。这划分的依据，往往因为地理或者山川的自然区隔，经济物产方面的差别，以及语言的不同，政治方面的考虑等等。经过历史的演变，行政的区划就逐渐固定下来。但是历史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并不仅仅是通过“省”表现出来的:汉代因为大肆封同姓王，而有“七王之乱”，权力从此收回中央；鉴于唐代亡于藩镇割据，宋代的地方当局完全没有权力；明、清两代则是空前的中央集权，皇帝决定一切，地方分权是清末民初出现的问题。

美国的联邦自治，自从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以后，曾经历了中央权力不断加强的长期过程。开始的时候，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十三个州各自为阵，的确相当松散，联邦不能征税，危机重重，所以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主张强有力联邦的势力占上风，开始逐步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美国国土的向西拓展，在十九世纪中叶从建国的十三个州扩张到三十几个州，是联邦国家之功，从而加强了联邦的权力；但是由于南北在奴隶制上的分歧，几乎导致联邦制的解体，是南北战争的结局大大加强了联邦制度。以后的历史仍然不断出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矛盾，也造成政治和经济的严重危机，基本的解决方式总是继续加强中央的权力。二十世纪罗斯福（FRANKLIND ROOSEVELT）的“新政”和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使得联邦不仅仅介入社会、政治，也干预经济生活，中央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历史不是简单地以“分权”概括的，包括了长期加强联邦权力的历史过程。“分权”不一定就代表民主，加强联邦的权力，并不代表专制集权。

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联邦自治的潮流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们的探讨，许多留学归来者在上海的《太平洋》、《东方》、《改造》等杂志探讨联邦制度在中国的运用。其特点是从欧美的观念出发而头头是道，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甚至对于中国各个省份的军阀割据的问题，天真地以为各省的督军都参加了“联省自治”，“民主制度就成功了”。可是拥有地方大权的军阀们怎么会把权力交给老百姓，听任喋喋不休的议员摆布？因为没有结合现实的任何深入讨论，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知识份子应军阀之召参与了一些省份的宪法起草工作，就鼓吹联邦制度可以立即实现，他们反而成为了军阀利用联省自治而行割据的工具，站到了法制与民主的反面。

另外一方面是军阀对联邦制的利用。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榜样的“联省自治”的方式一提出，正好碰上袁世凯死了以后出现的各省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碰上了在长江以南的军阀混战之中，百姓苦遭战争的一再蹂躏而渴望和平；碰上了强大的北洋军阀企图以武力统一全国，而南方军阀力图割据自保。这些拥有军队的割据者正好利用渴望和平的民心划地为界，独立王国存在的合法依据之最方便的形式，就是以民主的名义实行“联省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