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位来自美国的学者、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噪一时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宜实行君主制，对帝制运动产生了推波助澜的舆论效果。古氏因此事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恶名。但对于古氏其人的生平、政治主张以及其涉足中国政治的前后经过等，许多人未必了解。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但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理解，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方学者的中国观，提供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

受聘于民国政府的由来

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鲁克林市一小康之家。188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位。从1884年起到1913年来华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讲授历史学和行政法学等课程。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909年在哥大读硕士时，就曾修过他讲授的宪法和行政法课程。古德诺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行政法学领域，是美国公共行政与市政学的重要的奠基人和权威，著有《政治与行政》等书，对20世纪美国功能主义政治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市政管理体制改革运动（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进步运动”）中，古德诺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当时美国原有的市政体制弊病丛生，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古德诺积极参与纽约市的市政体制改革，起草该市市政法案，是当时颇负盛名的社会改革人士。他主张行政适度集权并对政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将效率、等级官僚制以及纪律引进公共管理的实践之中，对美国公共行政体制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古德诺来华担任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系经由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引荐。1911年10月，该基金会派其董事、教育家伊利奥特前来亚洲做一次短期考察以拓展会务。1912年3月底伊氏抵北京，会见了袁世凯的秘书蔡廷干、国务总理唐绍仪，提到建议中国政府聘请外国顾问的事，并称卡耐基基金会可以从西方国家，选聘民国政府各部门所需用的有能力的顾问。4月26日在唐的陪同下，伊利奥特晋谒袁世凯，建议袁聘用外国顾问，袁未置可否。直到次年1月，民国政府出于制定宪法之需，袁世凯也愿意延聘一位美国知名学者当顾问以装点门面，于是蔡廷干代表袁政府，通过美国驻华公使馆与美国国务院，致电伊利奥特，请卡耐基基金会推荐一位精通宪法条例且对法国宪法较熟悉的专家来华任法律顾问。该基金会经过考虑，决定荐举古德诺。卡耐基基金会之所以如此力劝民国政府聘请洋顾问，其原因正如伊利奥特致函唐绍仪所称:中国“必须雇用外国顾问并给他们以足够的权力，才能使西方资本家和政府相信，确保国家取得充裕的收入并以一种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方式使用（外国贷款）”。这是在对中国表示友好的表象下为西方在华利益着想。

1913年3月15日，古德诺与中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份聘用合同。中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代表民国政府签字。合同规定:“前因中华民国政府开办共和宪法编定事宜，欲自美国大学教员中延聘其精通宪政法例并专熟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者一员充任政府法律顾问，并襄办宪法编定事宜。……因兹民国政府特即延请古德诺氏充任法律顾问员。自到北京之日起三年为满。每年应支给薪金美金一万二千元。此外该员在京侨寓办公每年应再津贴美金六百元作为旅馆租费。所有每年薪金等项应匀分按季支给。该员未到任以前，应支给美金五百元为自美至北京川资。将来年满事竣亦应支给美金五百元作为回美川资。受聘人古德诺氏据此合同并收到定金，允即应聘前往，勤慎从公。一俟此合同签定并收到美金五百元，应亟起程赴民国北京莅任办事。”

在民初制宪斗争中为强权张目

1913年4月5日，古德诺偕夫人由纽约启程，乘船至欧洲，再取道俄国，转乘火车前来中国，5月3日抵达北京，次日晋见其雇主袁世凯。随后即被安排在隶属于总统府的法制局工作，正式开始涉足中国政治。据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称:“总统也不时接见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如古德诺教授，他应邀来华对我国适用何种宪法提供意见。他数次会见总统，我均在座。……我介绍他时说，他是教我行政法的教授，这是他的专长，但他也是研究美国宪法的学者。因此第一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行政:如何组织一个能够在国内保障和平、秩序与安全的有效的政府。总统很欣赏他的意见；……第二次见面，他们终于谈到正题。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

古德诺来华任宪法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拟订了一篇民国宪法草案。其时，民国成立一年有余，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艰巨的制度建设任务，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制定一部正式的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围绕着制宪问题，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