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要求惩办十三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饴、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五人，添上另外的三人，凑成八人，其余一律宽免。重读这个文告让人感到这真是一场闹剧:

被通缉的八人是杨度、孙毓筠、梁士饴、朱启钤、周自齐，加上顾鳌、夏寿田、薛大可。榜上无名的人中，段芝贵是个小站出身的军阀，手里有兵，又有人力保；严复、刘师培是学者，也有人为他们开脱；胡瑛、李燮和是老革命党人，有人要求照顾；袁克定不算祸首不说，还为雷震春、张镇芳求情，当然他们也是带兵的军阀；袁乃宽姓袁，也可以不问。这样原来的十三个人中只剩下了五个人，大概觉得人数太少不好搪塞，就添了三个人。顾鳌是约法议员、政事堂的参事；夏寿田是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薛大可则是一个报人，写过几篇帝制的报道，署名为“臣记者”。这八个人大致上都是:一、没有军阀背景的；二、不是国民党旧人；三、不是遗老重臣、硕学鸿儒。当然，北洋政府对他们也都是网开一面，通而不缉，所以八个人没有一个真的被捕的。

张勋当时曾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也算是为他自己一年后的复辟事先辩护。

闹剧在历史上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仅仅一年以后，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又和康有为一起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闹剧。在这次的内阁成员中，就有好几个洪宪帝制的余孽:袁乃宽是内务大臣、张镇芳是度支（财政）大臣、雷震春是陆军大臣、杨士琦是交通大臣。几乎都是要职，其中前面三人就是十三个帝制祸首中没有遭到通缉的，更显示出民国政治的荒唐，如同儿戏。

张勋事先曾邀请杨度进京参与复辟，被他拒绝了。张勋复辟的第三天，他向张勋、康有为公开发出通电: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姑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利害问题，尤宜牺牲罄尽。有此精神胆力，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盖无程度之共和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尤较缓。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原载天津《益世报》1917-7-4）

张勋复辟只有13天就宣告失败，杨度从1902年留学日本时就已接受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坚持了15年之后也彻底崩溃。虽然他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异思迁，不翻云覆雨，有他的政治节操，但至此他君宪救国的梦想完全破灭了。杨度内心的痛苦是自然的，他也认识到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再搞君主立宪已经是逆流而行。遗憾的是谭嗣同献身的戊戌变法本身就是悲剧，而他参与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至于张勋复辟则是闹剧的余波而已。尽管如此，杨度对君宪救国确是真诚的，所以他还不失为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代草《宪政考察报告书》到宪政公会

杨度1902年赴日留学，一年后，回国考取经济特科第二名。因有人指控他是康梁余党或革命党而被剔除，并遭到缉拿，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1905年，被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剪去辫子。留日期间他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宪政考察报告书就是他代笔写的，内容包括东西各国宪政的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的程序等，对此后的预备立宪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

1907年，他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