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护国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这是我所看到的对护国最简易的定义。忽略各种力量的参与，是为简；把功劳归于个人，是为易。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谢本书一直强调护国运动是各派力量的大联合；历史学家金冲及认为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不是护国运动的主流。值得一提的是，金冲及早在1957年发表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一文中便指出，“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完全涣散，内部成员也很复杂，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可以用来发动和组织革命的领导力量”，“为了证明国民党是革命的‘正统’者，硬把一切革命的起义的首功都算到国民党的帐上去，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而在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1986年，金冲及又将此文进行修改，更名为《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论文之一。

金先生的学术勇气诚可敬佩，但本篇还是想从推敲金文入手说说护国之役中的蔡锷和唐继尧。先要说一句，蔡端先生一直坚持:护国的功劳属于云南人民。谁也不能说护国之功全属某一个人，本篇只是试图讲述和明晰一些史实。

金先生1957年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是“护国运动”而不是“护国起义”或“护国战争”，也就是说还包括起兵前的策划和组织，这实际上就把蔡锷排除在外。因为蔡锷12月抵滇时大计基本已定，他虽参与发动了护国起义，但之前的具体谋划肯定没有他，或者说，他起的作用不大，但这不是蔡锷主观上不想，而是客观上不能。

在“护国运动”前加上“云南”这个限定词，这实际上又把孙文排除在外。因为“发动”和“策划”不同，后者只需贡献智慧，而前者必须亲历亲为，发挥组织和指挥的责任，所以发动者必定是亲身参加者。我们不能说身在美国的孙文发动了武昌起义，同理，也不能说身在日本的孙文发动了云南护国运动。孙文派吕志伊去云南活动，先被唐继尧扣押，后又支去南洋。

把蔡锷这个“实力派”和孙文这个“偶像派”都摘出去，有资格有能力“发动”“云南护国运动”的就剩下唐继尧，而通过一大段论证，作者得出结论:唐继尧反袁“态度纯然是被动的、投机的，自然不是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既非“外人”又非滇督，还有谁呢？当然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民主主义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这里少了一个“们”，老实说，金先生文采略逊，行文稍显枯涩，幸好无关宏旨），如罗佩金、刘云峰、邓泰中、杨蓁等人。

在我看来，此文的核心论点在于否定唐继尧参与护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抑蔡抑孙，通过论题已经一目了然。但在论及蔡锷出京返滇一段中却有舛误，比如，说“蔡锷是12月2日方才离开北京的”，显然有出入。

当时的《政府公报》中有几段记录——“十一月一日，蔡将军请假。蔡锷请假一星期”，“十一月十七日，蔡松坡赴津就医”，“十一月十八日，蔡松坡将军又续请病假”，“十一月二十二日，蔡参政续假七日”，“十一月二十六日，蔡锷南下。蔡锷已于十九日南下。蔡督办赴日就医。经界局督办蔡锷现患喉症将往日本箱根，迁地调养，呈明以三个月为限”。

11月22日，蔡锷给袁世凯写信，提出想“择一气候温和之处，静息数月”；过了几天，又呈一文，说“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袁世凯的批复是“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这就是上一篇中说蔡锷“大摇大摆离开北京”的依据。据蔡锷的秘书长周钟岳的说法，这两篇给袁总统的呈文都是他代写的，其时蔡锷已经不在北京。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新、李宗一编著的《中华民国史》认为蔡锷是11月18日乘“山东丸”去日本的；还有一种说法是11月11日。不管是哪天，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蔡锷赴日的时间当在11月22日之前。

想必随着史料的不断被发掘，金先生也意识到有问题，所以在1986年的《护》文中完全删去了蔡锷出京一段，不仅如此，连蔡锷也很少提及。所谓“护国运动中的几种政治力量”，其实只写孙文及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及进步党两派，蔡锷和唐继尧俱不论。也许在金先生看来，他们既非国民党又非进步党，不能算作“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