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的历史上，梁启超和章太炎可谓是耀眼夺目的“双子星座”了，那是一个动荡不安而又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了不少舆论家，出现了不少政治家，也出现了不少学问家；可是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够登峰造极者，恐怕是没人能比得上这二位了。

作为蜚声文坛的舆论家，早在章太炎去上海与梁启超同办《时务报》的时候，作为读者的谭嗣同就将其二人相提并论了:“大致卓公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二者虽风格有别，却难分轩轾，只是章文用典太多，过于古雅，一般的读者不易接受，故而黄遵宪的评价似可作为谭嗣同的补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之文。”然而即便如此，章太炎仍然是当时报界的一大手笔，就连后来袁世凯派去软禁他的爪牙都懂得:“太炎先生不可得罪，用处甚大，他日太炎一篇文章，可少用数师兵马也。”

究其原因，章太炎虽然文风古雅，但却思想激进。“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梁启超等人还在为“勤王”之事而奔走呼号的时候，章太炎则手起辫落，“咔嚓”一声便剪断了自己与满清政府之间的精神联系。所以，此后二人在关于“勤王”与“排满”、“立宪”与“共和”的一系列辩论之中，能言善辩的梁启超反倒不如引经据典的章太炎更适合读者的口味了。

作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章太炎之于孙中山的关系与梁启超之于康有为的关系亦可以相提并论。从素质上讲，章、梁二人都不是一流的政治领袖，然而又都有其独立的政治见解，于是梁启超与康有为之间的若即若离和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的磕磕碰碰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在孙中山的同盟会里，如果说刚毅沉勇的黄兴有大将之风，日理万机的宋教仁有宰相之望，那么学识渊博的章太炎则最适合充当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理论权威了。当然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单纯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往往表现得比较幼稚。

在这一点上，章太炎甚至比梁启超更显得书生气十足。我们知道，章、梁二人都曾一度被袁世凯所蒙骗，将拯救中国的大业寄托在这位老奸巨滑的政客身上。但是，当袁世凯表现出其窃国大盗的狼子野心之后，聪明的梁启超明里撰写讨袁檄文，暗中则指示其弟子蔡锷回云南发兵，从而掀起了全国性的“护国战争”；而固执的章太炎却执意孤身进京，非要当面与袁贼论理不可，结果只能是自投罗网。

但是，即使是在软禁期间，章太炎亦不失政治家的勇气和风范。当袁世凯以软硬兼施的伎俩逼迫这位文豪为他撰写“劝进表”的时候，章太炎以大无畏的勇气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某忆六年四月八日之誓词，言犹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匪惟民国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闲处京师，生不如死。但冀公见我书，予以极刑，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尤有荣耀。”其斩钉截铁之言、浩然正气之色，既非蝇营狗苟之政客所愿为之，亦非患得患失之文人所敢为之。作为一代宗师的学问家，章太炎与梁启超更有一比。

当年胡适为清华大学策划兴办国学研究院，主张采取英国的导师制度，校方遂请胡适本人出任导师，谁知这位留洋的博士却自认才疏学浅，声称当今之中国非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诸公不足以担此重任。结果梁、王二位欣然赴任，章太炎却因不愿与“保皇党”共事而拒接聘书。从学术渊源上看，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则是当时“古文经学”的大师。

说到这两大学派，自然可引出许多复杂的学术话题，然仅就其方法而论，“今文派”主张“六经注我”、学以致用，其思想常有鲜活生动之处，但却容易陷入“微言大义”的误区；“古文派”主张“我注六经”、尊重历史，其学术研究法度森严，只是较难突破“皓首穷经”的局限。

然而，如就视野开阔、见解新颖而言，章太炎似略逊一筹；若以功底扎实，学养深厚而论，梁启超则屈居其后，就连他们的弟子也禀承师说、各具特色:章太炎的学生黄季刚与乃师合称“章黄学派”，在文字、音韵学方面自成系统；梁启超的学生张君劢曾挑起著名的“科玄论战”，并将新儒学的发展由内地引向港台，亦可说是平分秋色、相得益彰了。无论如何，今日之治国学者，不可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亦不可不看章太炎的《新方言》，尽管那是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格和境界，却同样让人感叹不已、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