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国自重的盐：辉煌的低级经济形态

盐商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是超级富豪的代名词。人离不开盐，在大量依靠体力劳作的古代更是如此。但盐在中国的分布却极不均衡，除了两淮地区出产海盐外，古代内陆只有山西运城和四川地区生产食盐。早在公元前，盐商们就开始垄断盐的产销，哄抬盐价，谋取暴利。以垄断经营权为根本，用一种生活必需品要挟整个国家，通过畸形的市场交易，获取令人叹为观止的超额利润，构成一处处慑人心魄的繁华景象，这就是盐业这一低级经济形态的辉煌所在。【详细】

扬州，旧称广陵，运河之城，盐商故里，“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万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所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只要走进这座城市，就会和“富可敌国”的盐商发生联系。 【详细】

盐商：为何我们成不了资本家

18世纪的中国，聚集在扬州，以徽商、晋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商业资本。研究者多认为，两淮盐商每年用于经营的商业资本约为2000万两白银，等于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然而，如此巨大的财富，却没有被运作成为发展生产的商业资本。这些巨商中从无一人能像西方商人那样成长为资本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详细】

盐商：成也官府，败也官府

一切由国家专卖的商品都可能是暴利产品。盐和粮食一样，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盐和粮食又不一样，它不是任何一片土地都能出产的特殊物品。因此，它就成了权力者可以垄断，进而讹诈百姓，攫取财富的专卖品。中国并不是缺少盐资源的国家，它的价值或者说盐商的暴利主要依赖于权力的垄断。
    千百年来，集权专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根本没有光明。从本质上说，盐商与其他仰仗权力生存的群体是一样的，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对权力的依附也更具专业性而已。 【详细】

“官为盐纲”：盐商获取暴利的杀手锏

经常有人说，以晋商和徽商为首的盐商，其成功之道在于“勤劳”和“诚信”。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亚当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老相传的诚信故事也车载斗量，那为什么只有盐商能独占鳌头，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呢？原因很多，当然也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的还是官商结合这一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的商业模式。【详细】

权力商品：中国封建社会盐专卖制度的变迁

盐专卖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十分长久，从春秋时齐国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几乎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发展史。专卖古称“禁榷”，禁的意思是禁止，榷的意思是独木桥，禁榷合起来就是政府独占，不允许他人涉及经营。具体到盐专卖制度，则是指统治者利用权力独占食盐生产和销售渠道，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增加财政收入的一整套权力变现制度。封建社会中那些具有理财意识的士大夫们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利出一孔”，其精妙之处就在于借用食盐具有的交易商品属性，掩盖了以垄断权力掠取社会财富的实质。【详细】

所谓“管仲陷阱”，其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的恩赐。
    在此理论指导下，统治者以行政权垄断食盐的生产销售，操纵盐价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将权力转化为经济利益。这一统制经济结构，则影响了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详细】

管仲在齐国掌权后，为将利润丰厚的盐铁行业控制在政府手中以充实财政，决定废止允许私人经营的政策，转由国家垄断制盐业和冶铁业，此即所谓“官山(铁器)海(食盐)”。【详细】

桑弘羊在汉武帝支持下，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盐铁官营政策，因其既能直接将政府权力变现“以佐助边费”,又能“离朋党，绝并兼之路”，打击君主以外的利益集团。正因如此，他的经济改革措施也为历代统治者所效法。【详细】

与管仲和桑弘羊相比，刘晏的榷盐法更多地参考了市场法则，更有效地剥夺了政府外利益集团瓜分盐利的份额，让权力更隐蔽地转化为利益。以后历朝盐法均不能跳出此模式。【详细】

打破食盐垄断体系的革命：中国古代私盐的产生与发展

所谓私盐，是指违反官府有关禁令而私自生产、运输、销售的食盐。私盐的产生和泛滥通常同官府的食盐政策，特别是以权力垄断食盐的专卖政策关系密切。一般说来，在食盐由民间自由生产、运销的时期，不存在为官府以权力强制垄断经营的官盐，自然也就无所谓私盐了，所以，私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权力——食盐垄断体系的直接产物。【详细】

食盐垄断体制内的蛀虫：绝对权力引起绝对腐败

有权力垄断，就有腐败，绝对的权力引起绝对的腐败。中国盐业专卖史又一次证明了这句谁都会说的至理名言。尽管历朝历代的盐业专卖措施都不尽相同，但政府权力对盐业的垄断本质从未改变，因此盐业专卖引起官员滥用公权力进行贪污、腐败乃是普遍规律，被作为典型案件查处则是个别偶然。在盐业专卖体制下，贪腐现象自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个个王朝的盐业垄断体系就这样一次次地被体制内的蛀虫挖空。【详细】

体制内外的私盐贩：决定王朝命运的革命群体

在唐末乱局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私盐贩子登上政治舞台：以私盐贩出身的王仙芝、黄巢成为名动一时的起义领袖，而同为私盐贩的王建、钱镠、朱瑄等则加入唐军，在镇压黄巢起义中发展壮大，甚至成为新政权的建立者。这些体制内外的私盐贩为什么能够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革命者？盐这种与财富和权力紧密相关的商品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详细】

在食盐垄断体系之下，官盐是出自垄断体系，需要向政府权力买单的盐。与之相对，私盐是游离于食盐垄断体系之外，不用缴纳政府权力变现费用的盐，因此贩私盐就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上断头台，何况利润高达数十倍的走私贩盐呢？【详细】

唐末起义领袖黄巢，出身于私盐世家，三代都是盐贩。贩私盐是杀头买卖，但利润奇高，黄巢自然不差钱，百姓因吃不上饭而起义，黄巢更多的是为获取更大利益而造反。【详细】

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出身于贫苦盐民之家。由于给官府运盐收入微薄，张士诚在给官府运盐的同时，开始贩卖私盐，最终因为不堪官府盐警的盘剥勒索，选择了起义。 【详细】

走私贩盐的发生，是因为私盐贩考虑到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如果盐法的威胁使人感到其成本超过收益，私盐现象就不会发生。私盐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很大程度上会考虑其支出的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详细】

夺盐战争：逐盐天下 问鼎中原

与世界史相比较，盐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中国疆域辽阔，而主要的盐产地数千年相对固定，食盐资源遂成左右天下大势的要因。乱世割据，有盐就有钱，有钱就有兵，有兵就有权，有权更有盐。得食盐者未必得天下，但得天下者却必先得食盐。这种状况，在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或者法国这样的沿海小疆域国家，是绝不可能出现的。【详细】

尽管有人称“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在抗日战争时期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详细】

自贡地区食盐产量约占全国五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日本本土盐产较低，是盐进口大国，因此对盐格外重视。按日军战史所总结，盐遮断作战是中国派遣军重视的手段，目的是由切断自贡盐的补给而酿成厌战气氛，依靠经济作战破坏中国的抗战意志。【详细】

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缺乏制造海盐的理想的广阔海岸滩涂条件，所以日本产盐尚不敷民食之用，大量工业用盐一向由国外输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渴望已久的掠夺中国海盐的野心得以实现。【详细】

亚得里亚海皇后·威尼斯：
地中海制盐然后贩运到缺盐内陆，威尼斯赚到了第一桶金。

德国盐都·吕讷堡：
“白色黄金”为城市带来了巨大财富和文化黄金时代。

日耳曼的罗马·萨尔茨堡：早在罗马时期就存在的盐路，让这里维持了上千年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