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中国，聚集在扬州，以徽商、晋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曾经掌握了巨大的商业资本。当代研究者多认为，两淮盐商每年用于经营的商业资本约为2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年度国家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银子光景，由此也可知两淮盐商资本之雄厚了。

盐商们的商业利润，那就更为惊人。据著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的估计，在1750年至1800年间，两淮盐商中的“运商”（负责运销的盐商，此外还有负责生产的盐商，称为“场商”），每年平均利润约500万两银子，半个世纪之中，利润高达2.5亿两。相当于当时6个年度的国家财政收入总额。

然而，如此巨大的财富，却没有被运作成为发展生产的商业资本。这些巨商都没有像西方商人那样成长为资本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思考。

两淮盐商的财富，除了一小部分用于诸如救灾济荒、筑路修桥、抚孤恤贫、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事业外，一部分被挥霍掉了——如修建园林、购置土地、日常奢侈性消费等，但最大部分则是流向官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盐商们主动结交权贵、捐资买官，这类钱财估计数额不小，但难以统计，二是政府半强迫性质的捐款（时称“捐输”或“报效”），其数额极为惊人。据清代官方统计资料，乾隆年间两淮盐商“捐输”、“报效”的军需、河工、灾济、备公（指乾隆下江南用款）银子高达2850万余两。三是被管理盐政的官员和各衙门胥吏们用各种各样的名目剥夺了，时称“脧削”，其数额更是惊人。据估计，乾隆时代盐商们交给盐政官员们的银子将近亿两，被胥吏们“脧削”的财富则有四五千万两。除上述三类之外，还有其他方式，如皇帝还借钱给盐商，收取1分至1分5厘的利息，称为“帑利”。据估算，乾隆时代盐商们为此支付的银子有七八百万两。

尽管上述估算数据不可能准确，但盐商利润大量流向官方则是公认的事实。煊赫一时的两淮盐商在乾隆朝结束之后就走下坡路了，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商业利润已逐渐被官方抽空，并没有多少财富可以作为生产性投资资本，再加上盐商们借助垄断性盐业政策赚钱，商业经验、思想倾向、行为方式等等都不足以使他们成为西方意义的资本家。

与两淮盐商相似的是广东十三行商人。广东十三行是1757年乾隆下令实施“单口通商”政策之后唯一合法的外贸机构，由于其垄断性质，商业利润也很可观。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茶叶，通常，一担茶叶（重百斤）的利润为4至5两银子，自1810年至鸦片战争之前，平均每年出口茶叶24万担，年利润额可达百万两银子。

然而，广东行商在经营中普遍遇资金欠缺的问题，许多洋行司因积欠官方税银或外国商人债务而倒闭。据统计，从1760至1843年的84年中，先后共有47家洋行开张营业，而在1771至1839年间停业、倒闭的则有37家，平均不到两年即有一家关门。一方面是外贸利润不低，另一方面却是外贸公司纷纷倒闭，除了外贸环境恶化等原因之外，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商业利润被官方侵蚀。

1773年至1835年间，见于官方档案记录的行商向朝廷捐款（“捐输”、“报效”）就达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款当远不止此数。而来自广东官方（包括粤海关官吏、广东地方衙门官吏等）的勒索，估计每年高达30万两银子。有一位行商，因被怀疑其承保的外国商船“西里塞斯特号”与被缉获的48匹羽纱走私有关，结果被罚缴税款100倍，每匹羽纱原税银为14两，48匹共需缴税672两，罚款高达67200银元。可以想见，这次罚款可能使得这位行商赔进整年的利润，他的外贸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清朝官府眼里，商人不过是“一只容易被剥光的肥鹅”，什么时候宰吃，只看官吏们的兴致。商人们经商致富，还可以花钱买“红顶子”，但个人命运不由自己支配，财富更不由自己支配。不受约制的皇权、官权习惯性地成为社会财富的抽水机。当富商们的财富被来自官方的超经济力量抽空时，他们即便考虑生产性投资也已不可能了。当然，商人们自身局限性也很突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运作资本用于投资以带动生产、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想法。清代的制度土壤也使得这样的阶层无从产生，社会进步失去了源头活水，就只能停滞不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