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一书，正是中国轴心时代过后，经历数纪战乱，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时候出现，乃千古一书，其中妙旨，于今视之，意义可观。而侯外庐先生亦有言直接从经典阅读为思想史研究之基本，由此，作此笔记，以不才之心，揣测前人遗说，作如是观。本文之基本观点,力求说明盐铁政策之于汉帝朝实行乃是内忧外患导致财政吃紧之必然结果,而其中桑弘羊君之作为,不可不提.。而盐铁专卖之得失，于当时有其必要，于今亦有其公论。

一 盐铁会议前因

秦灭六国，为四海作统一之制，全然是为汉朝开路。而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而中国之体制与治国理念，基本于汉代定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事”，汉亦是多有创获，汉武帝时候更是基本开创中国第一大封建帝国之盛况。武帝好大喜功，后人褒贬不一，而对于其内政外交，皆赖帝国财政之倾力支援，其中之功，则首推理财家桑弘羊推行之盐铁政策，所谓盐铁政策主要就是把本来属于民间的盐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专营，同时兼有均输平准改革币制等经济措施，国库由此获利良多。盐铁新政，一因触及豪族大贾实际经济利益，二因意识形态上宗法管仲公与法家之轻重说，与儒家黄老皆有背谬；三因专卖政策实施上的技术问题，百姓对官方盐铁的质量多有不满；所以民间亦有颇多怨声。

武帝时，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名义上接纳，而其中关节，到底还是外儒内法，宣帝所谓‘吾家家法，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此中意味正如黄仁宇所谓“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三联书店 1997年4月）武帝朝，武帝强势过人，凡是反对盐铁政策者都受到打压，如颜异竟以“腹诽’’见诛，而职位仅次于丞相的御史大夫卜式也以此贬逐（二人事迹详见《史记·平准书》）。

武帝驾崩，而幼主昭帝立。所以西汉昭帝浦立，双方矛盾迅速公开激烈化，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60余人至长安， “问以民所疾苦”(《汉书·食货志》)。而贤良文学“祖述仲尼”，把民间疾苦之因直接指向盐铁政策，所以与朝廷主持盐铁政务的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贤良文学并非今人所理解之文学家之流，乃是汉代选拔人材之科目，贤良乃是有功名之人，文学乃儒者，是以研究儒家经典为生的专业人士，所谓“善礼乐典章”。而推行盐铁政策的主管桑弘羊则于盐铁会议上舌战群儒，舌灿生华，为盐铁官营等措施辩护。此会议结果是仅仅是由商弘羊主动提出解除酒专卖，“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但是盐铁会议的象征意义则更为深远，因其中双方之往来交锋诘难，使得讨论问题不断深化，（“当面相诘难，颇有其议文”《汉书车千秋传赞》）范围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之基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亦是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最后一次公开大论战。

二 汉武帝之财政危机

盐铁会议谈论当时经济政策，除了盐铁专卖，榷酤官营就去涉及很多经济措施，如均输，平准，而今天则着力讨论盐铁之政，举桑弘羊之说为本，而兼涉及其反对派之言论。说盐铁之政，不得不谈论汉代财政。胡寄窗先生论说中国封建时代，说起土地兼并、财政困难和货币问题是其一直挥之不去的三大威胁。其中尤其以财政问题最为突出，因为土地兼并与货币贬值都是对财政的极大威胁。汉代创国之初，因为赢政暴政流弊，以及连年征伐，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国力贫乏，甚至连天子出巡也不能乘坐四匹毛色纯一的马车，只能乘坐牛车，《史记·平淮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互乘牛车,齐民无藏。”高祖刘邦与惠帝吕后都是采取休养生息的黄老之策，国税定在“什五而税一” ，文帝参加籍田大典以视重视生产，可见当时以农业经济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汉代的财政状况并不起色。直到景帝，此时汉代经过六十多年积累，终于出现传说中的 “文景之治” “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 景帝甚至实行“三十而一”税（《史记 平准书》）。 《汉书·食货志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京师之钱累百万钜，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但是这仅仅是在既定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当时有以前君主从未遇到的因素让武帝的财政陷入危机。

首先根据史书记载，在武帝执政期间河南关东等地出现了两次比较大的灾荒，两次比较大的水患，赈灾费用每次都在数十亿之多。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汉初自从白登大败之后， “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同时采取屈辱性的和亲政策，单是匈奴并未停止对边境的骚扰。根据黄仁宇的年降雨量十五毫米的标度，在边陲地区，灵活而且好战的匈奴是占据了很大优势的，而战争拼的更是财政，每次战争成本以及赏赐抚恤花销将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钱，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根据据现代人的估算，当时一个正常年份的田租，刍稿税，更赋，算赋，卖官鬻爵、赎罪等财政盈余约在四十亿到八十亿之间，所以文景之治之后国库充盈的记载已经往事。

以上两点是财政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推动盐铁政策的还有其他因素。第三点原因则比较隐蔽。众所周知，封建主义一词脱胎于西欧社会，欧洲从9世纪到大约15世纪建立在以封地采邑的形式占有全部土地，及由此而建立的领主与封臣的关系基础上的政治经济体系，以佃农的效忠、服兵役以及没收财产为特征。梁漱溟认为中国自战国就脱离封建制度，所以形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其实并不贴切，仅仅是名词而已，秦朝以后的则是“家产官僚制”。在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提出，先秦之前是封建制，而秦汉之后则是 “家产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所以秦汉以来，中央集权之趋势越来越强烈。同时汉代的行政基本按秦的郡县制，曾经有设立过州，但多是虚级，所以地方财政基本还是郡县两级，详见马大英先生《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汉代财政史》。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中央政府与下层之间缺乏有效的中层机构，作为活动之枢纽，因此黄仁宇批评说“因此皇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最大弱点。”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来说，到达他心目中的盛世的惟有对权力的无限集中，通过推行经济政策，可以全面掌握行政权力——今人评价汉武帝所谓“鹰击为治”，全民运动。每有外患，往往成为最高统治者揽权的最佳时机，这好象是中国历史的惯性。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过程。规则、习俗和传统会内化在人们的精神和行为中，成为一种稳定性的、支配性的力量(North,1990)，因此在是偶发性的矛盾第一，二个因素之后，加上第三个制度变革的内在动因决定了盐铁制度出笼，同时武帝认为“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淮书》不堪帝国财政负荷之重的武帝采用桑弘羊之盐铁专卖政策。

三 盐铁会议争议

据传最早是周厉王实行盐业专卖政策，而日人加藤繁则认为盐铁专卖始行于汉武帝元狩年间。春秋时代，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为增加齐国财政收入，即有“官山海”之说，“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汉武帝元狩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据《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政权先后在27 郡设有盐官35 处；在40 郡设有铁官48 处。而在重农抑商的汉代，武帝以工商户掌握天下财政，以他们打击商贾之同时亦表示最高统治者与商人资本的结盟，在封建土地私有的逻辑上官营商业必然结果。桑弘羊其人，(前152～前80)，出身商人家庭，自幼有心算才能，以此13岁入侍宫中。自元狩三年(前120)起，其政治生涯贯穿武帝之世， 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四十余年。此外，还组织了60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都缓解了经济危机，连不同意他观点的司马迁也评价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

盐铁会议开场，贤良文学不问盐铁政策实行缘由，即从利义之别，本末之情请求罢免盐铁之政“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这点也是他们论战的基本论调:贵义贱利，重本抑末，主张教化。而桑弘羊则力陈盐铁政策是为边防筹备费用:“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而贤良文学的对策竟然是:“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本议》希望用教化来感化匈奴以及割据势力，实在是迂腐。“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也是实情。和亲怀柔政策都应该建立在基本的实力上比拼上，而正式汉武帝的一系列文治武功，在军事上占据了优势，才让后来的皇帝与匈奴有议价的本钱。

讨论第二点是因为桑弘羊认为盐铁政策可以打击豪族。因为采盐仅仅是经济上与政府对立，但是采铁常聚集与深山，“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聚众深地，政府鞭长莫及，所以是对政府的一个威胁——而豪族是威胁国家的大害，侯外庐尝论中国地主，一为素族地主，一为豪族地主，霍光王莽当属后者，而豪族一直是与皇权的一大威胁。 “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他同时认为，“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这里涉及一个关于天下山海产权的问题。

关于盐铁专卖的权力收回，有人往往评判过于巧取豪夺，其实此亦有根据。根据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考证，上古时代，耕地实行井田制，平均分配，而江海陂湖山泽都是属于天子，周失天下，这些都被诸侯侵占，后来汉代又属于帝室，但是并不禁止商贾庶民开采与使用，——大概是管理成本太高之缘故，所以只是征收税收。日本学者加藤繁将前汉财政划分为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它们分别由大司农与少府分别运作。而当出现财政危机之后，汉武帝将属于少府的市井税，江海陂湖税，山泽税交给大司农充作国家收入，而这两项则发展为盐铁专卖的根据，因为盐铁均出自此间。从此界定，帝王在法理上是所有者，是完全可以逝适时将盐铁之专卖权力收归国有。

而贤良文学认为既然不需要扩充军费，就可以藏富于民，不该与民争利。“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所谓藏富于民，这个“民”不会是老百姓，因为盐铁之利获得多半在于豪族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禁耕第五>所以这点基本是空话。

同桑弘羊认为国家危害在于豪族不同，文学贤良将疾苦矛盾直接指向权臣“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著。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同时指斥官僚的腐化奢侈:“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这两点表示了民间对官商攫取巨额利益的不满，但是也说明不了盐铁政策何以应该私人经营。但是贤良文学对官办垄断经营下，盐铁政策的弊端倒是为百姓说了实话。“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櫌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 《禁耕篇》

在古代低下的行政效率下，由于缺乏中级有效枢纽以及技术上的支持核算体系，中央政策往往没法准确落实，所以官办的产品往往质量不行，这点是和整个封建官僚体制伴生的，不能全推在盐铁政策上，至于“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进行硬性摊派，只看产量，不重质量，这些都是同样的制度原因。应该注意的，盐只是进行流通领域的垄断，就是生产还是在于农户，而铁器因为往往是在于深山之中，所以生产也被国家垄断，结果就是铁器质量是最被抱怨的。但是桑弘羊在辩论中对铁生产论述说:“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认为在国家大批量经营之下，技术和工具都有专人指导，是优于百姓个体生产的。这种论断无论当时具体情况如何，今天看来仍旧难得，已得规模经济的深邃。《水旱篇》对盐铁辩论的结果 桑弘羊“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

盐铁会议结束后，时隔三十余年，至元帝时，当年亲身经历此事的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文献,进行加工和概括,“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刘田传赞》），成《盐铁论》60篇。《汉书艺文志》记载“宽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时，丞相、御史与诸贤良、文学论盐、铁事，宽撰次之。”桓宽是儒者，且《盐铁论》的成书年代是在比较保守的元帝时代，所以基本桓宽是站在文学贤良的立场上来撰写盐铁论一书的，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章中称“在盐铁论卷末杂论一篇中虽称桑宏羊为博物通士,使巨儒宿学,不能自解,而对于儒学则备加赞誉，主观上同情于尚六艺的文学,贬斥务权利的大夫。”当时汉代中央集权趋于稳定，当年盐铁政策的推行者早已在政治斗争中落败，元帝本人又极其保守，世风流于“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等观念，终于变成支配经济思想领域的一大倒退”（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卷P279）从此之后几千年，儒家全面融入体制获得话语霸权，皇权得到合法性保证，权力和思想在共同利益下串谋。这样的背景下，《盐铁论》的成书，是对盐铁会议的定案，亦标志着中国正统封建经济思想的确立，缺乏重商精神与批判的意识的经济思想取得正统地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倒退。尽管如此，《盐铁论》还是记录保存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不同见地，此书被郭沫若誉之为“对话体小说”。

四 盐铁政策得失

盐铁之争,或谓儒法之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争，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之争，或谓政治派别斗争，豪族与商贾之争，外戚与皇权之争，众说纷纷,各有成理，而这正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但是最最根本原因是因为盐铁政策天子收编桑弘羊孔令这样的商人作为官员利用国家权将盐铁专卖从豪族大贾手中夺来一部分，为征战以及灾患带来的国家财政危机买单，算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百姓没有被多加赋税，此亦幸事。争论结果看来桑弘羊显然更胜出一等，但他却因政治斗争而于盐铁会议第二年一谋反罪身殁，《汉书．食货志》记载:“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历史的真相总是暧昧含混，往往史书只是胜利者书写的，从此桑弘羊在历史上被长期漠视误读。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因此要讲某一代的制度得失，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之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之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此种意见，我将称之曰历史意见。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 当时在汉武帝早期财政困难之时，根据史书统计，他多增了加了很多赋税如元光六年车算，元朔六年(前123)，卖武功爵，元狩四年(前119)，算车船等等。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算缗。所谓算缗令规定:“诸贾人未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意思就是对商人征收资产税，每两千钱交一算也就是120钱，而且宣布隐瞒者家产经举报“告缗”全部充公，竟“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使得商人中的中产之家大致破产。这除了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剥削之外，也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危险措施，让天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严重挫伤了工商业的积极性。而汉武帝后期的财政已经基本从盐铁专卖中得到补充之后，算缗才真正被桑弘羊取消。可见边防危机，国家财政出现亏空时候如果没有合理性宣泄，那么后果将危机整个帝国。而盐铁政策的主要受损害者，乃是大豪族与大商贾，以今日之眼光审视，到底还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而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候，国家以国家权力垄断工商业，虽然在当时不失为敛财之术，从长期来看必然是束缚了自由经济的萌生发展。

对于桑弘羊的经济措施， 黄仁宇一针见血指出“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历史人物之定性则不可不考虑当时之局限，所以桑弘羊之经济思想与经济措施是局限于历史环境的，而在中国这样的东方专制国家，掌握着技术以及管理才能的商人资本一直在封建社会都处于而且只能处于工具地位，即使不断受到封建正统的攻击，却也仍旧一直潜流暗藏，因为谁掌握了他们都会得到巨大帮助，而占有天然垄断资源的盐商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不可不提的一个群落，《汉书》中提起的大富豪蜀卓氏，程郑，鲁丙氏等都是靠盐发家的，直到唐代白居易还咏道“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如。”。正如胡寄窗所分析的，桑弘羊是比商鞅更为不被后人理解的，他的经济思想是重商主义的先驱，他本人则是商人资本的代表人物，即使个人政治斗争最后失败，但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所以，桑弘羊不愧为中国古来一等一的财政家，其经济思想却仅存于反对他的《盐铁论》中而得以流传后世，遗憾或庆幸皆有之，但其所创立的财政体制亦被后世颇多采用借鉴，或许正如他对商鞅之断语:“所谓明刑而犹无刑也 ” 此亦足慰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