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是一个在中国漫长的盐业发展史，特别是清朝和民国的盐业发展历史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群体。在封建政府对盐业的生产经营予以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他们一头运作政策，一头运作市场，其谋略和胆识，就在今天看来也是令人赞叹的。其中的扬州盐商和自贡盐商，作为一时渝亮、互有竞争的两大盐业重镇的生产经营组织者，他们的活动当更有代表性，也是值得我们去比较和研究的。

一

尽管同是盐商，但自贡盐商与扬州盐商的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说，扬州盐商是纯粹的商人，是专营海盐买卖的“官商”。而自贡盐商不仅仅是商人，他们更准确的身份是盐业企业家，是集井盐开采、加工和市场拓展于一体的井盐生产的组织者。这种差异，是与两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密切相关的。

所谓扬州盐商，是指侨寓扬州，或者说坐镇扬州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但究其实，扬州盐商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扬州人。那么为什么经营两淮盐业的商人会选择扬州作为其聚集地呢？这和扬州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关。扬州地处长江以北，淮河以南，西濒运河，东临大海，方圆数百里内，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捷，是自隋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以来南漕北运船舶必经之咽喉。加之扬州附近有当时全国最大的海盐产场，即江苏境内淮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两大片产盐区，历史上一直流传着“两淮盐，天下咸”的民谚，而两淮盐业的管理中心就在扬州，扬州自然也就成了两淮盐商的聚集地。对于扬州盐商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生命，通过垄断市场而低价获得商品、高价出售是他们的创富路径。由于淮扬自古就是税赋重地，凭借政府给予的特权，他们获得了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37年（1772年），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⑴，“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自贡盐商从一开始就没有扬州盐商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创业历程和财富聚积途径与扬州盐商也迥然不同，而这一点，是由自贡的区位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自贡地处四川南部，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商业基础十分薄弱，但自贡又有丰富的地下盐卤和天然气资源，早在东汉章帝年间，自贡地区便开始了井盐生产，经过历代的发展，先后开凿出1.3万多口盐卤和天然气井，出产了大量的井盐。自贡盐商都是靠创办井盐实业发家，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井盐业的经营从凿井取卤到盐的外销，都极富冒险性，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他们的投资风险远高于扬州盐商。自贡盐商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源和盐业专营体制的双重约束，他们的财富积聚必须依赖于更多地占有生产资料，更广泛地拓展销售市场。因此，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大生产，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突破市场垄断，拓展市场，以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正是凭着对财富的强烈渴望和对机遇的敏锐把握，自贡盐商筚路蓝缕，艰难打拼，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特别是清咸同年间和民国时期，先后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使自贡盐业步入鼎盛，也成就了自贡盐商“富甲全川”的豪富。从1887年至清末，自贡盐年产量一直保持在20万吨左右，占四川产额的十分之六，为全国销盐量的五分之一。在第一次“川盐济楚”期间，自贡盐商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年上交盐税170万两，占全川盐税收入的40%，“王三畏堂”成为中国19世纪中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资本集团；到第二次“川盐济楚”时，自贡盐税己占全川盐税收入的80%。⑵

客观地讲，自贡盐商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气都远逊于扬州盐商，但就对盐业发展的贡献而言，自贡盐商却毫不逊色。如果说扬州盐商创造了空前的商业文明，那么自贡盐商在中国还处于农耕社会的时候，就已经创造出了独特的工业文明；如果说扬州盐商促进了一个城市的极大繁荣，那么自贡盐商就是直接推动了一个崭新城市的诞生，正是因为盐业的兴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众多城市遭遇沦陷噩运的危难时期，自贡却于1939年正式建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