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涉及威尼斯就是不平凡，她的容貌像一个梦，她的历史就是一部传奇。

——拜伦

尽管许多学者都乐意把西方海洋工商文明的起源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海洋地理、契约逻辑、城邦公民政治等等，都被看作是绝好的佐证，但是现代商业文明的直接的起点或者说原点应该是欧洲中世纪的新城市——威尼斯。

威尼斯原本是仅有一连串珊瑚小岛的滩涂之地，“处于咸水沼泽之中，无土地可耕，无石可采，无铁可铸，无木材可作房舍，甚至无清水可饮。”但是威尼斯城距大陆两里之遥，中间水道错综复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大约在公元五六世纪，一批逃避战乱的难民在这片蛮荒之地建起了最初的城市。险要的地势、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几乎成了一个统治的真空地带，加之归属权不断变动，后来的威尼斯名义上隶属东罗马帝国，实质上完全处于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自由城市。在自由轻松的环境下，威尼斯人把所有精力用于维持生存、完善最佳的谋生手段上去。他们从自身的实际出发，选定商业作为生存之本。由于缺乏可耕地，威尼斯人只有向大海索取生存资源。从地中海中制盐然后贩运到缺盐的欧洲内陆，威尼斯商人因此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没有黄金人们可以生存，但是盐是不可缺少的。”联想到中国古代商帮如徽商、晋商的崛起也都与盐业有关，这说明在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中，适合长期商业化运作的产品、产业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一点，中、西并无二致。

相对于意大利半岛而言，威尼斯偏居一隅，但是从商业角度而言，威尼斯远离欧洲大陆的中心，居于阿拉伯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欧大陆文明的交界点上，反而可以不受传统的羁縻，充分利用三大异质文明间种种有利的商业机会。威尼斯不受西欧大陆政治经济演变的影响，它名义上信奉天主教，但是它不受教皇的约束，教皇无权决定威尼斯的主教和高级僧侣，威尼斯的主教必须由威尼斯参议院提名，只需通知教皇就可以了。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和阿拉伯有频密的联系，威尼斯人一直奉拜占庭帝国为正统，而拜占庭正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地区。当时的拜占庭有着相对于西欧更加完善的商业组织和商业技巧，有着更多鼓励商业发展的政策，这使得威尼斯得以学习拜占庭的高度文明、熟练的技艺与经商的方法。威尼斯人还不顾欧洲的禁令，与基督教世界的敌人——阿拉伯回教世界保持贸易往来，来自阿拉伯的奢侈品为威尼斯人带来了丰厚的商业利润。

然而，威尼斯的卓越远非止于此。

威尼斯之得以成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原点，主要是威尼斯商人完成了两桩大事:一是完成了城市与商人的结合。威尼斯商人不再是象犹太商人那样的无根的流浪人，而是有了自己的基地，即城市和市集。商人入住城市，新城不断建立，旧城不断恢复，城市成为商业的中心，商人和手工业者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这就是欧洲中世纪城市复兴运动的本质。威尼斯堪称是纯粹的商人的天下。“在威尼斯，人们不知道农奴为何物，城市中汇集的只是航海家、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威尼斯，贵族和平民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平民可以依靠经商致富，成为贵族，威尼斯人相互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只是富裕商人和贫困商人的区别。威尼斯城是所有威尼斯市民、所有威尼斯人的城市，而古雅典和古罗马城邦中的“公民”实际上只是奴隶主贵族，这些贵族只占城邦人口的极小部分。

二是威尼斯人在商业城邦的管理上走上了彻底的商人自治共和之路，使得以往分散的商业活动得以整合成的强大的商业力量，使得以往被视为边缘和补充的商人和商业活动开始成为一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和最重要的中心事务。商业公司和商业活动股份化，整个威尼斯城就是一个大股份公司，参议院决定威尼斯的一切大事，行会是威尼斯商业管理的最重要机构。当时的威尼斯有多少种商业活动便有多少不同的行会，“敲钟者和游吟诗人，制蜡烛者和杂货商，修路人和织布工，都有自己的行会”。行会有两种功能:一是处理外部事务，即所谓行会的商业事务；另一个是处理内部事务，如该行业工场的数量、规模、产品质量及价格，学徒的工资、期限和条件，福利及对行会的职责等。作为一种自治机构，行会在维持城市秩序，规范商业、手工业和市场等方面，居功至伟。有关的商业惯例、城市宪章和行会契约成为后来城市法、商业法的直接渊源。现代商业文明的种子由此孕育，一旦风调雨顺，就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