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

四川自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短短八十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也由于战争的结束而衰落。

1853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平常年份，咸丰皇帝的眉头已经不能舒展多时，太平军已在此时攻陷了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两淮百姓也吃不到食盐。

他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四大家”

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

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发家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与陕西商人签订了“出山约”，规定：在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办一新井，主出井厂基地，客出押山银400两和凿办资金，全井收益分30股，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方分股18年届满后，井厂全部无条件归还主方。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年—1860年）王朗云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

川盐济楚期间，王朗云乘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后来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绝非过甚之语。

王家祖上为官，和官府关系密切，能为他广开销路提供便利，其它三家虽也和官府有些交道，但此时显然没有王家关系厚实，可他们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

李家全盛时期，重庆盐号的掌柜叫张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发家的元老，向来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变，狂嫖滥赌。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谴责，反而暗中指示盐号每日为张掌柜提存50两银子以备他急需，众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释道：“性情突变，将不久人世，他对我家功劳很大，这点银子算什么。”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观念。自贡这些盐业家族多在发家后广置田产房舍，甚而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绪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岁入。“四大家”还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

在中国近代商业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这些完全遵循古老商业模式的家族，似乎也只能借一股春风发家，“川盐济楚”的春风一刮完，“四大家”便逐步走向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