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盐铁之论，奠定中国封建社会政府管制经济的基石，从唐代到明代，盐业专卖收入一直占据了国库岁入的一半。如影随形，专卖制下的官场贪污也达到了天文数字。

□梁小民 谷雨/图

有权力垄断，就有腐败。绝对的权力引起绝对的腐败。中国盐业专卖史证明了这句谁都会说的至理名言。

盐业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这种做法始于春秋时的齐国，始作俑者是管仲，但到秦朝和西汉初年，盐业专卖实际上是废除了。汉武帝想增强国力征服匈奴，于是采用大盐商东郭威阳的意见，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起在全国实行盐业官卖制度。在产盐的28郡和36县设置盐官(均由原来的盐商担任)，招募百姓由政府提供“牢盆”(煎盐之锅)等工具制盐，成品盐由政府定价收购、设官贩运，实行专卖。

这种做法当然引起商人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官员不满，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政府召开专卖政策研讨会，有“贤良文学”(地方商人、学者)60余人、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田千秋参加。桓宽的《盐铁论》正是这次会议讨论发言的记录。这次会议仅仅取消了酒的专卖，保留了盐铁专卖。尽管主张专卖的桑弘羊在辩论中胜利了，但当时主政的大将军霍光要消除异己，在次年(公元前80年)就以谋反之名杀死了桑弘羊。不过这种盐铁专卖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结束，之后这种制度也没有完全废除。

各个时代的盐业专卖做法并不相同。管仲的做法是私人生产、国家收购，进行垄断性专卖。西汉时的垄断程度最高，生产、批发、零售都由政府排他性地经营。以后对盐业的垄断经营逐渐走向政府授权的商人垄断性经营。唐肃宗宝应六年(762年)，盐铁使刘晏进行改革，生产和零售都交给商人，政府只控制批发这一环节，即政府收购成品盐并加价批发给商人送到各地零售。宋代之后又逐渐形成了盐引制，即商人花钱(或支付其他实物，如明代开中制下就是送运粮食到边关换取盐引)购买盐引(食盐的专卖证)到指定盐场取盐，并运到指定地区零售。这种盐引制在不同时期做法也不完全相同，但明清时代一直在采用。

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政府对盐业的垄断本质并没有变。应该说，盐业专卖对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增强国力还是有积极作用的，齐国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汉武帝一改“文景之治”时代民富国弱状态，击败匈奴保护国家安全，管仲和桑弘羊倡导并实施的盐业专卖是功不可没的。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盐业专营的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后，盐业专营收入达600万缗，占政府收入的一半，直至明代，仍保持这一比例。

盐业专卖当然是由盐铁使、盐政之类官员控制的。这些官员也是人，他们的人性中也有贪婪的一面。在缺乏监督、又没有权力制衡的情况下，贪婪的人性恶性膨胀，在盐业专卖体制下就出现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甚至愈演愈烈的贪污与腐败。

明代在实行开中制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规定禁止“监临官员”、权势之家、公、侯、伯及四品以上文武官员本人及家人、奴仆从事盐商业务。但利益的诱惑太大了，在宣德、正统年间，这项禁令就成了一纸空文。成化年间，原在禁止之列的达官显贵竟直接奏请皇帝取得巨额盐引，转卖给盐商谋利。到了弘治年间，盐业专卖已为这些人所垄断了。官商勾结，其间腐败不言自明。

到了清代，盐业专卖下的腐败更为严重，盐政官成为天下第一肥缺。尤其是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的两淮盐政更是肥缺中的肥缺。发生在乾隆33年(1768年)的两淮盐引息银特大贪污案，正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案件的起因是，乾隆13年(1748年)，两淮盐商要求朝廷增加每年盐引的发放定额，以满足市场需求。时任两淮盐政的吉庆收取了盐商送的5万两银子后，将盐商的要求上报皇上。乾隆皇帝听取户部的意见后，同意在不增加当年盐引定额的基础上，将次年的定额提前使用，同时要求盐商对提前使用的盐引向政府另支付一笔“预提盐引息银”。盐商们又向吉庆行贿5万两银子，吉庆同意先支付部分息银，余额做欠交处理，以后再结。盐商接受了这种妥协办法。后继的盐政普福、高恒仍接受贿赂允许欠交息银，分别贪污10多万两和20多万两银子。

乾隆33年，尤世拔继任盐攻，无法改变这一陈规，盐商们有恃无恐。尤世拔向乾隆皇帝告发。经查证，三任盐政和其他官员历时20年贪污应缴国库息银1000万两。吉庆、普福、高恒被抄家，除吉庆已死外，普福、高恒斩首，历任盐运使(盐政的下属)7人受革职、降级处分。

在封建专制之下，盐业专卖引起贪污、腐败是普遍规律，被作为典型案件查处则是个别偶然。如果盐商们不与尤世拔对抗，这件事恐怕也不了了之了。在中国历史上，盐政官员贪污腐败，足可写一本大书。最近出版的以写徽商为主的《大清徽商》描写了两淮盐业专卖各级官员的腐败。虽然是小说，但也如实再现了当年的历史，让人读后不寒而栗。

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这种两难困境:有些政府的管制还是利国、利民、利社会的，但在管制中的实施中又难免出现官员腐败。即使在美国这种民主法制的国家也难完全消除。比如，美国对垄断行业实行指导定价，原则是在平均成本之上加一个社会平均利润。但这种企业却可以通过贿赂官员把成本加大，仍获得高额利润。经济学家提出了“管制俘获论”，即行使管制的官员被企业“俘虏”，为被管制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失灵”大于“市场失灵”。经济学家还研究了原来实行管制的民航、公路卡车运输等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取消管制而利润率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