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特聘教授梁小民在《南方周末》上撰文《盐业专卖下的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明清盐业专卖下的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先后成就了富甲天下的晋商和徽商。‘成也官，败也官’，明末开中制改变，晋商被迫退出盐业；而在清末废除盐商垄断特权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经常有人说，晋商和徽商的成功是由于‘“勤劳’和‘诚信’。勤劳是中华民族之美德，连亚当斯密、伏尔泰这样的洋人也赞扬过，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诚信的故事也车载斗量，为什么其他人不成功呢？”晋商和徽商成功的原因很多，当然要包括山西人的诚信和徽州人的“徽骆驼”精神，但最关键还在于官商结合。山西人和徽州人是在盐业专卖的制度下靠与官府的勾结而成功的。

盐业专卖在明代演变为开中制。明初，蒙元势力在北部边疆成为心腹大患，明政府在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驻有80万军队，后勤保障成了大问题，于是，利用所控制的盐业专卖权，让商人把粮食等物资运到边疆，以换取盐引（领取和销售盐的凭证），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这就是开中制。最初，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开中制从事盐业贸易，并没有什么资格限制，为了防止官员腐败，还禁止达官贵人参与其中。但盐业是一个利润极高的行业，官员就利用其特权垄断了这个行业。晋商和徽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晋商起源于盐，并不是山西人多地少，人民勤劳走上了经商之道，而是有可以交易的食盐而走上了经商之道。晋商从南部起家，正在于这里有运城的池盐。但是如果不是借助于官府的势力，在盐业专卖制之下也只能受尽官府盘剥小打小闹，或者成为私盐贩子。小打小闹和走私违法都不可能造就这一个大晋帮。晋商的真正起家靠的是官。也就是说，晋商是通过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来挖到第一桶金，完成原始积累的。

晋商第一代富商大多有官场背景。徽州人从商也有相当长的历史，但其成功的主业仍然是盐。在当时官僚与商人互相勾结之下，盐引大量发放，而食盐产量有限，盐引得不到兑现，到嘉靖年间未支盐引已达200万引。这就引起盐业专卖的制度变化。为了疏清旧引，官府把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以圣、德、超、千、古、皇、凤、扇、九、围命名。政府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及持有的旧盐引数量，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对其他九纲按新引支盐，以10年为期，把旧引完全疏清。又规定，在疏清旧引之后，按纲册所记旧引数分发新引。册上无名者，没有领取盐引的资格。这就是说，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这就形成已入纲者的垄断。纲册是政府编制并发放的，与官方有勾结的大盐商就垄断了盐业经营。这些盐商主要是徽商和晋商。明代天顺、成化年间，在实行纳粮开中的同时，又准予纳银开中，即可以用银子买盐引。于是，开中制演变为折色制。这种变化使盐商分化为内商和边商。由于距产销区都近，扬州成为盐业中心，一部分盐商向淮、浙内地一带迁移，向有关运司纳银换引，成为内商。晋商中的盐业大户也纷纷迁至扬州，同时，他们逐渐转向经营钱庄。另一部分中小盐商仍在边境地方纳粮换引，成为边商。边商缺乏资本，内商资本雄厚，内商以低价收购边商的盐引，边商衰落内商壮大。边商主要为晋商，内商主要为徽商。此后，晋商逐渐退出盐业进行多元化贸易，徽商主宰了盐业。这是徽商成功的原因。

在盐业专卖之下，徽商经营盐业当然少不了官府，所以徽商的主要精力放在疏通官方关系上。徽州人让子弟读书走科举之路固然有文化传统，但更现实的还是子弟当官后作为徽商的后盾。乾隆时的大官曹振镛家族就是朝中有人当官，商场有人经营盐业。像这样的徽商大户相当多。家族中无人当官者，也要通过各种方法勾结官府。乾隆七次下江南，接待者主要是徽商，其目的当然不仅仅是对皇权的崇拜。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了寄籍扬州的徽商的奢侈生活，美籍华人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指出，这不仅是他们追求享受、炫耀，更主要是为了交结、拉拢官员，为垄断盐业创造条件。徽商还大量向政府捐赠，为了换取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而是经商的需要。清道光年间，盐业专卖制度改变，盐商垄断的特权被废除，改行票法，运销分离之后，徽商就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了。这真是‘成也官，败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