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房价下部分人怀念毛泽东时代住房政策：人人有房住 还免费

说起如今儿女为买房发愁，每平米不低于5000元。“现在的房子是用钱堆起来的，原来是租房，是福利房好啊。”李世凯很是怀念20多年前福利分房的那个年代。1971年李世凯从工程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昆明市房屋管理局修建科工作，负责房屋的日常维修。“就算拆房子也是见缝插针，危房才拆。一切都在计划控制下，就是兴建小型房屋也是需要政府计划指标的，所以，那时建新房很少。”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消费品市场更没有房地产市场，所有住宅均由政府建造，然后通过单位租给单位职工。居民还可以提出申请向房管局要房。对那时人们来说，能分到房屋在现在看也是一件美事。 【详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学习仿照苏联模式，在城镇实行了完全福利化的住房政策。基本特点：采取国家和单位统包住房建设投资，对职工实行实物福利分房，低租金使用，实施行政性住房管理，整个住房制度具有明显的福利保障特征，城镇居民实行全民保障。【详细】

第一阶段49年至57年

在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1953～1957年）时期，国家用于住宅投资分别为8.3亿和53.79亿元，竣工住房面积为1462万和9454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10.59%和8.8%。
    由于原有基础薄弱，又受经济能力限制，当时的住宅建设能达到这样大的规模，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占有较高的比例，是难能可贵的。按经济承受能力来分析，我国建国初期的住宅建设是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详细】

第二阶段58年至78年

从1958年至1978年我国住宅建设发展缓慢，是由两个“低潮”时期和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组成。“二五”时期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下降至4.11%，全国住宅竣工面积占全国房屋竣工面积的比例下降至28.3%，出现了住宅建设的一个低潮时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时期，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左的思想的指导下，住宅建设长期停滞不前。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分别为4.03%、5.71%和6.8%，住宅竣工面积占房屋竣工面积的比例也降至30%以下，均为历史的最低值。 【详细】

福利分房制度下住房的实情：大量居民住房困难只能数代同房

1985年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缺房户1054万，占总数的26.5%，无房户128万，占3.2%；不方便户415万，占10.5%；拥挤户511万，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户754万户，占城市户数的28.8%，县镇缺房户300万户，占县镇总数的22.1%。1995年武汉有40%居民住房困难，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里放床的占8.6%。【详细】

1978年的城市住房状况：人均居住面积比1949年还低

据统计，建国初期我国共有城镇住房约2.52亿平方米，但因年久失修，已多属危旧房屋。50年代，国家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建设住房2.43亿立方米，60年代投资建设住房3.44亿立方米，70年代投资建设住房8.62亿立方米，30年合计建设住房14.49亿立方米，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总计549.79亿元。但是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口则从1949年的5765万，激增到1978年的17245万。30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300元，年人均住房投资不足10元。到1978年，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49年的4.5平方米下降至3.6平方米，这意味着平均每人在自己的家中只有大约一张床的位置，而部分处于平均线以下的居民家庭则更为窘迫。【详细】

我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亟需医治战争创伤。1950年至1953年，又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使得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承担巨大的战争费用。
    在这样一个经济力量有限和“百废待兴”的局势下，国家仍然很重视住宅建设。在三年（1949～1952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1953～1957年）时期，国家用于住宅投资分别为8.3亿和53.79亿元，竣工住房面积为1462万和9454万平方米，住宅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为10.59%和8.8%。【详细】

到1957年，基本上形成了“高福利、低工资、低租金”的住房实物福利分配体制。这种体制的要点是：由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作为公有住房建设的主体，住房建设资金来源在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基金中统一安排，建成的公有住房由地方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按职级和家庭人口进行统一分配，公有住房由地方主管部门（房管所）和企事业单位进行行政管理。 【详细】

1958年“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困难时期，使“二五”时期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下降至4.11%，全国住宅竣工面积占全国房屋竣工面积的比例下降至28.3%，出现了住宅建设的一个低潮时期。由1963年至1965年是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回升至6.9%，住宅竣工面积占房屋竣工面积的比例增至39.4%。但这三年仅仅是有所恢复，并未能影响“二五”时期的低潮局面。 【详细】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时期，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左的思想的指导下，住宅建设长期停滞不前。“三五”、“四五”和“五五”前三年期间，住宅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分别为4.03%、5.71%和6.8%，住宅竣工面积占房屋竣工面积比例也降至30%以下，均为历史最低值，是住房建设的另一个低潮期。【详细】

1978的年农村住房状况：人均宅基地面积比不上1957年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宅基地制度更接近共有产权，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私有化的内容多些，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二者制度效果进行比较。从1957年至1977年二十年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而1978年至1998年二十年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由10.17平方米增长到23.5平方米。按不变价格计算，1957一1977年，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43.1%，1978一1998农村人均农业总产值增长1274%，即使考虑经济增长因素，一正一负两者也是不可比的。【详细】

农村人均宅基地不升反降的背后：土地利用率极低

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后，农村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而同时，农民住房情况并未得到显著改善，1957年至1977年，耕地面积净减少1.89亿亩，同期城市发展估计占用土地0.39亿亩。考虑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放松农村自留地管制出现“挖边”现象并未引发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因此我们也不考虑抛荒的情况，在农村建筑90%以上是住房的前提下，1957一1977年农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1.3平方米下降到不足10平方米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土地利用效率极低。 【详细】

新中国成立初期，旨在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和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随着1950年《土地改革法》的正式颁布拉开序幕。通过土地改革，农民取得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这一时期土地产权的自由流动没有任何制度性障碍。【详细】

1950年到1951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农户几乎都领取了以户为单位发放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鉴于这一时期农民对土地享有完全所有权，国家仅向农民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协调土地与房屋的关系。尽管如此，基于土地吸附原则，仍然可以确认房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具有同一性，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两证合一即为明证。 【详细】

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互助组联合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初级社归并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高级社则取消了入社农民对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土地集体所有制正式取代了土地私有制。但是，高级合作社并没有改变农民对宅基地以及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利益格局。 【详细】

1962年中共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将原属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其他生产资料全部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草案同时规定土地包括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一般不准出租或买卖。标志着农村土地私有制的最后一块领地———宅基地私有权退出历史舞台，完整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制度最终得以建立，具有身份属性的成员权同时得以确立。【详细】

国家全包住宅分配的住房制度成立条件：土地全部公有化

计划经济的核心在于由中央宏观决策机构直接调配资源，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尽管中国也存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要素以商品形式的流通，但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职工低工资制度、非商业化的金融制度和物价定价制度等，因而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在生产资料方面，对要素的需求不是通过价格手段得到满足，而是看是否已被列入国家的供应计划：在生活资料方面，它受到政府物价部门的严格控制，而解决需求的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实行凭票供给。对土地则完全否定了它的商品属性，全面实行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建设项目紧密相联行政划拨制度。【详细】

住房分配的恶化是政府单方面垄断土地和住房的结果

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手段和企事业的自身决策决定着住房的供给和分配，而不是个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和实际需求，完全否认了市场机制对住房的作用。其实质是，传统的住房保障制度否定了住房的商品属性，不认为住房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换，排斥了市场机制对住房资源配置的调控，剥夺了市场机制在住房领域中应该发挥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进而造成了住房市场恶性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以国家公有住房福利分配、低租金使用甚至无偿使用为特征的城镇住房产权公有制度只会持续造成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住房建设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没有了生产资料和资金的积累，住宅建设发展必定会受到制约，住房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居民居住水平无法提高。 【详细】

经租房产生于1956年中央转批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中央书一记处第二办公室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国十个主要城市的调查发现。
    个人占有房产比较集中，即少数的房主占有主要房产，在建国初期，由于历史、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私有房屋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多数城市住宅缺乏，相当一部人流离失所，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由于欠租严重，政策形势不明朗等因素，出租房主一般不修缮出租房。 【详细】

在建国初期，对于国家的建设和管理尚处于探索的阶段，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对于拥有私有财产者长期存在错误的认识，而拥有房屋出租以获利的人从外观上来看，的确拥有不劳而获的情况，因此，在当时的思潮环境下，对于私有房屋进行改造，将私有出租房主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成为顺利成章的事情。 【详细】

国家经租房屋是‘对城市房屋占有者用类似赎买的办法，即在下定时期内给予固定的租金，来逐步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的租金，不能收回房屋。对私有出租房屋的改造“房主把出租的房屋交给国家房产管理部门实行统一管理、统一修缮和统一调配，国家付给房主固定的租息，定租一般占房屋租金的20%到40%。”改造的起点大城市一般是建筑面积150平方米之间。【详细】

1966年8月起，私房主被要求将房产证全部上交，其中包括经租房和低于经租房标准的私人出租房以及自住的私房，从这时起，经租房的所有权被归到房管局名下，同时被收的还有房主领取固定租金的经租费本，经租房主的固定租金也从那时候停止发放。“已经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私有出租房屋，一律属于国家所有，由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详细】

土地与房产国有化的思路：为实现快速工业化必须牺牲土地私有权

在毛泽东和部分领导人看来，当时中国的农民以及其所从事的农业经济是“落后的”，“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仅仅在于其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为此，毛泽东告诫全党，与将来的现代化相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建设）道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只有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社会主义才能早日建成，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富民强才能实现。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牺牲农民的土地私有权是必要的。 【详细】

城市福利分房制度的目的：固定城市职工 为快速工业化提供低价劳动力

当时中央政府追求的低成本、高积累的快速经济增长目标是嵌入于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其体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便确立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此，一方面需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尽力压低各种要素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各种要素价格中，人工成本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实行低工资制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但低工资的同时要求福利分房；另一方面，政府需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以确保稀缺资源能够首先满足重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这一时期的住房分配制度具有“低工资、低租金加补贴、实物配给制”的特征。【详细】

住宅福利制度其实是超越我国国情的。为增加工业发展资金，以及对建筑业性质的片面认识（消费行业），国家一再压低住宅建筑预算，降低住宅标准。这一政策的本意之一也是要从我国的经济条件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出发，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精神，修建更多的经济适用住宅，解决更多人的住宅问题。 【详细】

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随意提高建筑标准、广建楼堂馆所的现象。比如在今天都还称得上相当奢华的北京西郊招待所、北京市委大楼、景山后街的两栋机关宿舍大楼，其建设和竣工时间都是在百废待兴、勤俭建国的1950年代。【详细】

新建住宅因配套工程跟不上而长期空闲的例子也举不胜举。比如北京，在解放后的7年中“建造了700多万平米的住宅，可容纳70万居民，相当于一个中型城市，可是都盖得七零八落，很少考虑到居民的生活福利，全市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街坊。 【详细】

所有人（实际限于公职人员或者俗语所说的“国家户口”）的住房都由国家分派，个人不须承担责任，也无法承担责任。在旧社会依靠稿费生活的著名作家、学者，解放后却不能靠自己解决住宅问题，全家蜗居于弹丸之地。【详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的总体目标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住房是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中国实行住房福利制度也为实现这一总体目标。【详细】

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总体目标下，中国实行的是全能型政府行为模式，政府几乎垄断社会财产所有权。【详细】

这种模式否定了旧社会由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引出的住房所有权的差别，被誉之为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公平的分配方式。【详细】

消费资金被用于国家建设，劳动力价格低于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费用部分补偿，其余是低水平实物配给，住房分配也是。【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