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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

2013年11月27日 22:12
来源:社会学研究 作者:李斌

本文摘自:《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作者:李斌,原题:《中国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

四种不同类型的住房“对应”着“不同”的住户

根据取得住房的途经来划分,中国城市中有四种不同类型的住房:商品房、单位房、公房(政府房)以及安置房(廉租房)。根据住宅建造的档次划分,又可分为商品房、微利房、平价房和标准房(张泓铭等,1998:146-149;211-217)。商品房在公开市场上以全价销售,价格高,一般市民难以购买。另外三种住房供给在性质上类似:都有不同程度的补贴。

1、商品房商品房在公开的房地产市场上交易,它的特点是价格高,而且上升的速度快。例如:1984年广州市新开发的小区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售价513元,1988年上升到1500元,市区内旧房改造每平方米平均售价由800元升到2200元,且有继续上升趋势。有关调查发现,半数以上商品房项目利润超出20%,最高的达到5812%,超过了中央、省政府规定最高限额的2至10倍(郁文达,1992),商品房的买主是那些没有该城市户口的高收入者以及有该城市户口的特别富裕者。因此,在私营和外资部门多的城市,商品房个人购买的份额大些,有的人将购买商品房作为一种投资。中国的商品房市场,由于进入市场的信息渠道的差异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但是,总体上是市场规则的作用,房屋的供求决定房屋的价格和房租的水平。

2、单位福利房有特定单位正式工作身份即有工作档案的户主(干部或工人)才可以享受单位的福利房。员工只向单位交纳象征性的租金,住房地产权实行全民所有(单位代管)。住房建设由国家财政划拨,住房的分配借助行政权力,在管理上不计成本,实施政策性亏损。

北京市1985年对居民的居住状况做了调查,发现住房困难户高达30.7%,而住房人均8平米以上的宽裕户却占25.8%。从住房困难户的职业构成上看,护士中住房困难户高达40%,服务人员中住房困难户占37.8%,高校教师中住房困难户占33.3%,医生和科技人员中住房困难户分别占16%和14%。从居民的收入来看,人均收入越低,住房困难户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人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占49.1%,人均收入在70-80元的住房困难户占33.3%,而人均收入在120元以上的住房困难户只占8%。从职务序列上看,调查对象中,司局级以上家庭没有住房困难户,其中宽裕户占57.9%,处级干部中宽裕户占32.8%(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编,1991:194)。

中国社会调查系统于1988年在北京市进行了1000户居民的入户问卷调查。调查发现住房分配存在以政治身份和行政级别为基础的群体差异:(1)干部与工人的差异。机关干部和企业干部的住房状况明显好于企业工人和商业职工,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是8.338平方米,比工人(包括商业职工)高出2.331平方米。(2)党员与群众的差异。党员的人均使用面积为8.33平方米,比群众高出1.88平方米。(3)中央与地方的差异。中央机关干部的人均使用面积为9.23平方米,比市属机关干部高0.87平方米;(4)全民与集体的差异。全民单位职工的人均使用面积为6.75平方米,集体单位为5.65平方米(经济日报,1988年10月11日3版)。

上述数据说明,行政性单位制福利分房在单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割:单位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也就越多;在单位内部,不同等级的行政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着相应的分割线,行政级别越高得到的住房福利越多。下表是90年代中期,某特大城市政府规定的公务员住宅使用标准。

案例1:A,某省城大学教师,于1998年调到北京某国家机关,不到一年就以每平方米1200元的优惠价在北京三环以内买到135平方米的经过精装修的房子。B,某重点大学(非北京)1996年大学毕业生,后分配到北京某区政府,三年后分到一居室的配套房,后因北京旧城改造,开发建设部门给B拆迁补偿费38万元,B可以利用这些钱(自己再加一部分)购买另一套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案例2:某政府机关分配住房的机构名称随着中央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及其他单位的横向比较而变化。该机关房管部门依次采用过的名称有:房产科,住房改革委员会,住房分配委员会,住房调配委员会。每更改一次名称,单位领导就可以重新分配一套住房。

3、公房(政府房管部门掌握的住房)每一个城市的政府都掌握一定的房产,这些住房只给有合法户口的城市居民居住。1985年的普查资料显示:城镇居民中有缺房户1054万,占总数的26.5%,其中无房户128万,占3.2%;不方便户415万,占10.5%;拥挤户511万,占12.9%。城市居民中,缺房户754万户,占城市户数的28.8%,县镇缺房户300万户,占县镇总数的22.1%(《光明日报》,1987年1月19日)。1995年武汉市有40%的居民住房困难,具体如下:12岁以上的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11.9%;12岁以上的异性子女同住一室的占4.0%;老少三代同住一室的占4.2%;已婚子女与父母同住一室的占2.6%;床晚上架起白天拆除的占6.5%;客厅里放床的占8.6%(谢志强,1999:22)。由于城市中住房困难户所占的比例并没有随房改的推进而减少,政府针对城市缺房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其中包括修建解困房,发起安居工程。解困房以成本价或低于成本价出售或出租给住房特别拥挤的居民或与父母住在一起的新婚夫妇;安居工程是为普通工人修建的低成本住房,其售价较低,政府要求这类房只能售给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政府在努力地设计并建造城市大众能支付得起的住房体系(浩然,1996:18-20)。

4、安置房政府规定,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开发公司有责任对拆迁户提供补偿性的住房,这种住房要么免费提供,要么拆迁户只交名义上的租金,要么以非常大的折扣向拆迁户出售新建单元住宅。

1997年,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美兰德信息公司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71个城市,对15600户居民家庭进行了入户调查,调查总体覆盖了全国2亿居民,调查显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州5城市居民目前住房仍主要依靠单位分配,其中上海市居民现有住房仍有62.48%属于单位公房性质,列5城市之首;北京是44.76%;广州以38.46%的比例居5城市之末。房改性质以购房为主的,近几年房改步伐迈得较大的重庆和上海分别以24.78%和22.89%的比例居5城市前列,天津市居民通过房改购房的只有9.09%。个人租房,广州市和北京市居5城市前列,分别达到8.55%和6.99%,上海市只有1.03%,名列最后。5城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都不高,最高的广州市为5.56%,最低的重庆市只有0.43%(经济日报,1998年1月15日7版)。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住房 住户 福利 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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