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之争 是希望还是绝望？

袁世凯死后，按照《宪法》规定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时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尽管心里极其鄙视黎元洪，但在徐世昌的劝解下勉强认可了黎元洪的总统地位。然而由此黎、段两人不和，导致黎支持者，段必反对；段支持者，黎必反对；中国的府院之争一时之间被传为笑谈。然而面对黎段视国事如儿戏的局面，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却有了不同的解读。一部分知识精英开始对宪政绝望；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另一派知识精英却在“府院之争”中看到了中国宪政的希望，他们甚至还亲自参与到政治之中。【详细】

梁启超是合格的宪政理论家 却是不合格的政治家

梁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并非虚应故事，也算是用其所长。但经过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后梁启超发现，不但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且并不能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其实并不合适改变角色，亲身从政。因为政治理想可以纯洁，而现实政治并不纯净。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评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详细】

张勋复辟与“虚君共和”主义的终结

发生在1917年的复辟闹剧在政治上的影响不过是使得段祺瑞心满意足的换掉黎元洪而已，然而张勋复辟失败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正式宣布了康有为主张的“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主义在中国的终结。一直到现在，也没人再在中国大地提君主立宪了。可事实上君主立宪与虚君共和都是宪政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比之梁启超提倡的开明专制来也要民主许多。【详细】

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的分庭抗礼

在清末，省府两级是中央的派出机构性质的，它和中央的人事，财权，兵权联系的传统使它们依赖于中央，而县以下是完全地方的，县是分界线。这造成在民国初期地方的权利很大，为联省自治创造了现实基础。等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后，中国政局明显分裂成南北两大块，联省自治受到各地军阀的大力欢迎。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开始流行的联省自治主张此时成为现实。【详细】

一战爆发：中国民族资本迎来“黄金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各国对华输出的商品骤减，同时它们对中国的原料和部分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了，这就使原来在欧美资本控制下变得十分狭窄的中国市场稍稍出现了一些空隙，为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机会。据统计，中国进口棉纱的数量，1909至1911年是1320197公担，而1919至1921年则减少为807249公担。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1916年每生产16支纱一包可获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升至36.93元，1919年竟达70.65元。【详细】

    1月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迁至北京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今20号)陈的家中。是月 李大钊任《甲寅》日刊编辑。

二月革命推翻了统治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在起义过程中成立了新的革命政权——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

因段棋瑞嗾使所谓“公民请愿团”等团体，包围议院，强使通过参战案，并组成督军团要求修改宪法，解散国会，黎元洪下令免去段棋瑞职务，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国务总理。28日，又任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张勋、康有为等在北京拥溥仪复辟，并改民国6年7月1日为宣统9年5月13日，恢复清末旧制。7月1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挨家挨户命令悬挂黄龙旗。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黎元洪避居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任段棋瑞为总理。3日，段举兵马厂，申讨张勋。12日攻下北京。张勋复辟失败。

十月革命带来的思考：中央宪政与联省自治外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最早表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胜利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到1918年底，一方面世界大战结束，民主战胜专制，从德意志帝国，到沙皇政府，纷纷倒台，另一方面是社会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澎湃，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中国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详细】

20世纪初左翼思潮成为世界主流

当资本主义体系于19世纪在欧洲大陆逐渐居于统治地位时，其内部所隐含的种种矛盾也开始激化起来，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传统道德的几乎完全沦落。这是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弥漫整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如果说19世纪中叶是自由主义的黄金年代，那么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则是社会主义的黄金年代。【详细】

北洋时代 无政府主义也曾在中国流行一时

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开始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潮。1912年夏，刘思复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接着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先后出版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形成了融合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学说。 【详细】

自由主义也随着左派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

在这个各种思潮汹涌的时期，自由主义也经由胡适正式出现在中国。胡适认为自由的国家由自由的个人组成，而个人要达自由，必先独立而自主。同时认为改造社会应着眼于思想，教育和文化，用政治运动手段甚至暴力手段来强行改造只会导致破坏和后退。然而胡适这些主张与当时中国的现实相差太远，见效太缓；最终只能被现实的激进狂潮所吞没。【详细】

民族资本大发展 公然违抗北洋政府的行政命令

不可否认北洋时代的民国政治上确实混乱不堪，然则北洋时代中央政府权力下降，中国民族资本因此获得难能可贵的宽松发展环境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时期中国先后诞生了张嘉璈、荣家兄弟、范旭东等赫赫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其中张嘉璈公然抵制政府法令，而北洋政府却无可奈何。更有甚至，在经过一番合纵连横之后张嘉璈把昔日中央银行完全民营化，并且在他领导下中国银行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信誉最好、资本额最高的银行，其资本额一度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5强。【详细】

    冯国璋到达北京后第一件事是派使节赴紫禁城面“圣”，表示对清朝的感念，他做的第二件事则是委派总统府的要员，名单中既有张一麐这样的彬彬文质，也有张宗昌这样的跋扈将军。接下来他要做的，便是调和北洋系内部的关系了。

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正式另立政府以与北京政府对抗。他发表就职宣言表示:“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冀二三君子同德协力，共赴大义。文虽驽钝，犹当荷戈援枪，为士卒先，与天下共击破坏共和者！”

周恩来在19岁那年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日本是亚洲地区惟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包围了冬宫。革命军事委员会勒令临时政府在六时二十分前无条件投降，但临时政府指望前线调回援军，负隅顽抗。到8日凌晨2时，冬宫全部被攻占。

段祺瑞获取大宗参战借款又得到大量新式武器装备的供给后，便以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在已经临时派出陆军第三十三团和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出国参战的同时，于1918年秋开始大规模地正式筹组参战军。

护法运动 救亡压倒启蒙的先兆

袁世凯败亡后，南北复归统一，然自1917年张勋拥清室复辟失败，段祺瑞再度当政后，废弃旧国会，1918年成立“新”国会，另选大总统，使南北之间围绕新旧国会存废、以谁执民国“法统”正宗为主题的争执发展为公开的分裂与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因为孙中山势单力孤，南方军阀心怀鬼胎而失败，但对中国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二次革命”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尚能公开指责孙中山罔顾宪政；然在护法战争后孙中山公然提出救国必先强党口号时，中国大部分知识精英却以沉默表示了对孙中山的支持。【详细】

日本的迅猛发展 使得国人对现状日益不满

民国此时情况与洋务运动时期惊人的相似，经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日本的发展速度一比较，这种成绩反而加剧了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另外日本尽管已经成为世界准一流国家，可岛国的环境致使日本政治人物格局依然偏于狭小。得不偿失的二十一条就是这种狭小的明显表现：二十一条非但没给日本带来经济利益，反而导致了国人持续至今的抵制日货风潮。【详细】

西方左派思潮弥漫中被严重妖魔化的传统儒学

儒学从来没有像北洋时代这样尴尬过，由于提倡儒学的主将之一康有为参与复辟，由于北洋军阀多礼尊儒学；儒学在受西方左派思潮影响下的中国精英眼中简直成了国家落后的根源。从陈独秀到李大钊，再到胡适、鲁迅，这些今后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声讨儒学问题上可谓不遗余力。孰不知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是虚君共和，北洋军阀多为大老粗，书都不曾多读过。【详细】

孙中山训政理论实质：先专制后民主

历史就是这么诡异，短短几年后孙中山就重新捡起了当年袁世凯那一套，堂而皇之的主张起开明专制来了。不过此时的孙中山可比当年的袁世凯幸运太多了，此时的中国精英们在经历了袁世凯死后的南北混战后，在接受了现实的洗礼后，大多明白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对孙中山的训政理论似乎都抱着一种默许的姿态般不予评价。【详细】

从内地成都看中国近代化的不均衡

成都的现代工业虽然从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起步，但成都因远离技术源、资金源和人才源，兴办工业难度较沿海城市为大；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市场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成都的工业发展非常缓慢。民国初年到30年代中期，四川战乱频繁，更是严重影响到成都工业的发展，故在此20余年间，成都的现代工厂寥若晨星，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成都工业仍集中于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传统手工业，现代机器工业十分稀少。手工业占绝对优势乃是其时成都城市产业结构的一大特色。【详细】

    1918年8月， 皖系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聚会。皖系政客往来于安福胡同梁宅的越来越多，开始讨论国会选举问题。3月7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解树强、江绍杰等人在梁宅开会，成立了安福俱乐部。

新民学会(Xinmin lnstitute)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根据《礼记》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组织的进步团体，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由萧瑜任总干事。

《狂人日记》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

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

1918年的“公理战胜强权”庆祝活动，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压迫后的一次感情释放，当时的北洋政府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在国家建设及管理上，仍然因为胜利而显得雄心勃勃；1918年11月28日，恰逢美国及加拿大传统节日感恩节之际，北洋政府召开大会庆祝胜利，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并鸣礼炮108响。

巴黎和会——国人屈辱与愤怒的导火索

1918年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的代表团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全国上下充溢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但此去不但过程一波三折，结果也令人惊讶，公理非但没有战胜强权，反而和强权沆瀣一气。突遭背弃的举国失落感让整个国家的心态都开始走向激进。巴黎和约彻底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的本质，一度标榜为公理化身的美国和英、法、日、意沆瀣一气，不过是一丘之貉。“五四”运动后突然觉醒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们在突遭背弃之后，掀起了全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浪潮。 【详细】

宣而不战的“战胜国” 中国参加一战始末

中国对德奥宣战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德奥两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解除了奥国在华士兵的武装等。给协约国运去大批粮食，向法国派去一个军事调查团，向欧洲和中东派遣劳工，共17万多人。此时梁启超极力鼓动段祺瑞向欧洲派遣军队以图谋战争结束后中国利益最大化，可惜段祺瑞兵虽然练了，可却绝不赴欧参战。当时国人纷纷讥讽段祺瑞政府是宣而不战。【详细】

段祺瑞的统一梦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源头

在府院之争后段祺瑞便准备开始他武力统一中国之路。段祺瑞很想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嫡系军队。徐树铮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以编练参加一战军队的名义向日本借款练兵。日本提出借钱可以，但必须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读给日本政府方才愿意借款。为了达成他统一中国的梦想，段祺瑞答应了日本的条件，也签订了密约。也就是这一纸密约引发了日后的五四爱国运动。【详细】

为政争 徐世昌亲手引爆五四运动

虽然徐世昌的总统之位全赖段祺瑞之力，但其“偃武修文”的主张却和段祺瑞武力统一南辕北辙。“巴黎和会”的召开给他提供了一次“重新改造中国”的难得机会。当1919年3月11日，愤怒的梁启超将中日密约电报给徐世昌后，徐世昌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削弱段祺瑞势力的绝佳机会，于是他让人将中日密约于3月22日发表于《晨报》，举国遂震惊。 【详细】

上海下层民众因“谣言”参与“五四”爱国运动

从五四运动一开始，经由广泛的舆论宣传与动员，上海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下层民众的情绪也渐渐陷于不安之中，各种谣言在街头巷尾传播着。其中，上海及周边地区所流行的“置毒”（即放毒）谣言可以说是当时影响力最重要的谣言之一。这种有关放毒的谣言在上海造成了一场广泛性的群众集体恐慌，此一过程是与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事实上，这一“置毒”风潮也构成了上海五四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它牵涉到大多数民众的集体反应，甚至促成了许多的民众“爱国”行动。【详细】

    　1月1日 《国民》杂志和《新潮》杂志在北京创刊。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

1918年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的代表团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在此之前，全国上下充溢着“公理战胜强权”的乐观。但此去不但过程一波三折，结果也令人惊讶，公理非但没有战胜强权，反而和强权沆瀣一气。突遭背弃的举国失落感让整个国家的心态都开始走向激进。

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1918年9月，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冯国璋下野。直皖矛盾更加尖锐。

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以退出和会为要胁。30日，和会议决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概让日本，且明确规定于对德和约中。林长民在北京《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人》，证实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