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适是一位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毕生呼吁民主自由、捍卫人权的学者和思想家，在他试图革新社会，影响政治的历程中，必然与报刊发生紧密的联系，而胡适也通过他所参与的三本重要刊物——《新青年》、《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中，都体现和坚持了他所信奉的“独立”，“宽容”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关键词:胡适 自由主义 《新青年》 《独立评论》 《自由中国》

胡适是中国20世纪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所鼓吹的“渐进改良”，“健全个人主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以及毕生宣传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普世性价值，虽然在当时的中国被现实的激进狂潮所吞没，但当历史缓慢的发展到后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发现了胡适思想的巨大价值，胡适正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虽然他们所追求的价值和理想是美好而普世的，但中国的现实环境难以相容，只有当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发展到一个高度，人们才会重新发现被他们一次次打倒和批判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在新形势下猛然散发出灿目的光芒和迷人的魅力，这恐怕也是中国历史的悲剧所在。

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文化、思想巨擎，在20世纪前期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在他努力把所追求的理想，理念贯彻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与报刊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说胡适的新闻思想也是他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用报纸来引导民众，改良社会，同时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且用自己的一生来实践这一理念，正是胡适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贯彻自由自由主义在舆论层面的体现。

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曾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把科学的思想习惯运用到社会事务之中。胡适的学术和社会活动，正是完全体现了他导师的这一观念。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正是胡适政治文化思想的基础，也是胡适新闻思想的基础。纵观胡适一生，从1908年留美前在《竞业旬报》发表评论开始，到1952年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一职，整整42年，他与报刊有着不解之缘，报刊正是他发表思想，影响社会的重要工具。在这42年之中，有三份报刊，在胡适的新闻报刊活动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掀起五四浪潮的《新青年》，在30年代坚持与国民党政府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独立评论》以及最后偏居一隅的《自由中国》。

一、《新青年》

《新青年》原为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旨在宣扬民主科学，革新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思想文化的同人刊物，1917年后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阵地，其编辑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著名新文化干将，而掀起以推广白话文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正是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

《文学改良刍议》原为胡适1916年一年中与任鸿隽，梅觐庄等留美学友通信整理编纂而成，任梅二人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在与胡适的争论中，坚持认为白话文可用于小说，演讲，但决不可用于诗歌乃至散文，而胡适则抱定白话文乃一切文体改革之方向的信念，胡适在此文中，全面的阐述了其倡导白话文普及，欲改革文学，必先改革文学工具的文学革命思想，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为口号，这篇文章受到了陈独秀的大力支持，并且“意外地”也得到了当时北大的国学大师钱玄同的首肯。

胡适鼓吹自由的国家由自由的个人组成，而个人要达自由，必先独立而自主，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呼吁个人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障碍，勇敢寻求个体解放的社会批判剧，因此赢得了胡适的青睐，在《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上撰文《易卜生主义》大力向中国知识青年宣传这位个人主义的鼓吹家，实际此时的胡适，已经奠定了他一生追求个人自由和人权的精神基石。

1918年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了适应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创办了《每周评论》，打破了《新青年》“不谈政治”的传统，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改造社会应着眼于思想，教育和文化，用政治运动手段甚至暴力手段来强行改造只会导致破坏和后退，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专号》的创办，《新青年》越来越政治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思想日益左倾，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终于使得《新青年》无可避免地滑入政治斗争的阵地，1920年《新青年》移至上海，实际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胡适力劝陈独秀应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并坚持移回北京，陈未同意。针对《新青年》的这一转变以及目睹广大青年日益投身社会运动的现实，胡适终于忍不住了，就像4年前他在留美学生刊物上向群情激愤的留学生发表倡导冷静对日的宣言一样，在1919年七八月刊的《每周评论》上，胡适在这份他一向不屑的杂志上发表了那份著名的《问题与主义》[1]，号召广大青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2]。这篇文章的发表绝非偶然，实在是胡适以实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篇终于让胡适被左翼力量扣上“资产阶级自由派”帽子的文章，没有起到胡适预期的作用，中国社会的思潮，终于不可避免的走向激进。

从某种角度来说，虽然胡适极力远离政治，但这篇文章，恰恰成为了他政治思想的导言。而在胡适的口述自传中，“问题”与“主义”之争，也被他颇为风趣的看作“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首先反驳胡适的，便是他的同事李大钊，同样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李大钊坦白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俄国革命的成功以及提供了对一切问题的激进的解决方法，胡适对李大钊及其他反驳者回之以第二篇文章《三论问题与主义》，其结论仍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进一步提出，应该研究“主义”，但是只把它当成一种学理，而不是真理或教条，只能被当作参考数据，而不是顶礼膜拜的宗教（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胡适的远见卓识），然而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付印前的8月30日，《每周评论》就被北京警察查封，因此这篇文章也始终未能和读者见面，最后被胡适收入了《文存》之中[3]。

1920年后《新青年》逐渐变成宣扬工人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与之格格不入的胡适也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

1922年到1923年胡适曾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成为他“谈政治”的开端，用胡适自己的话说，就是“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这份周报终因经费问题无疾而终。之后，胡适在中国与国外之间来回穿梭，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疏于报刊事业。1928年胡适回到上海之后，与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丁西林等人创办《新月》月刊，胡适时刻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时局与现实，密切关注着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动向，时刻准备用政治舆论来监督规范执政党，来指点一条民主宪政之路。《新月》成为胡适等人结合现实，抨击国民党专制统治，宣传民主宪政的舆论阵地，直到1933年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止。

二、《独立评论》

最终体现出胡适成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是1932年5月创办的《独立评论》，而这本杂志也是胡适由“议政”到“参政”转变的标志，是胡适由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中心的转折。《独立评论》继承了《新月》的遗风，如同其刊名所标识的一样，站在独立的政治立场，以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为价值取向，反对独裁专制和文化复古主义，在中国自由主义报刊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份周刊在黎昔非，罗尔纲，章希吕的协助下，最高发行数达1.3万份，经费来源由社员集资变成了盈利收入，在全国范围乃至国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连续发行长达五年，在这个“小册子的黄金时代”，《独立评论》也最终成为胡适一生中所参与的最长寿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