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梁启超政治活动的评价，民国以前的部分讨论比较多。1949年以后，国内起初是基本否定，后对戊戌变法时期给予了比较多的肯定；接近90年代以后，才对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后从事的思想启蒙与立宪运动有比较正面的评价。台湾的启动更早一些，其中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964年）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969年），最早着手这方面的研究，对国内近代史学界也有很大影响。张的著作和他90年代末的反思，基本上代表了学界在此问题上研究的进展。近年对立宪派的重新认识也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立宪派在各省谘议局的力量，张朋园将其概括为“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梁启超的立宪政治思想因此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些情况一般了解较多，不准备多说。

而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包括他在清华的学生张荫麟等在内，都无好评，认为是其“一生最不幸之时期”，“从政最失败”（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追忆梁启超》107、114页）。不过，梁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又被人称赞为“厥功最伟”（缪文，《追忆梁启超》114页）。因此，其去世后，蔡元培与章太炎的挽联也都在此做文章。蔡言:“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章亦称:“共和再造赖斯人”（《梁启超年谱长编》1209、1210页）。此可谓盖棺论定。至于其他的政治作为，则以前少有一致的评价或干脆被埋没，近年却已有越来越多的赞许，比如对德宣战与五四运动，下面会再谈到。

对于政治活动，梁启超本来很热心，也有准备。其在日期间，即研究经济、法律，著有《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财政原论》、《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等。所以，梁出任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并非虚应故事，本来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但经过民国初年进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从先前的“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发现，不但自己搞得心力交瘁，而且并不能实现原先的政治理想。所以，不但别人认为他从政失败，他自己也持同样的看法。应该说，“理论的政谭家”其实也不合适改变角色，亲身从政。因为政治理想可以纯洁，而现实政治并不纯净。进入官场，也就丧失了批评的立场，必须遵守另一套游戏规则，结果不是同流合污，就只能急流勇退了。

梁启超在民国期间的从政是否全部失败，可以再议。而其挫败感，除了上述原因，也有个人才性的限制。按照周善培的说法就是:“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谈梁任公》，《追忆梁启超》159页）此言如从正面理解，意指梁属于书生从政，没有政治权谋与手腕，在机诈百出的官场上实在玩不转。实际上，梁启超也并非只会纸上谈兵。如讨伐张勋复辟之役，据伍庄说，段祺瑞无钱发军饷，也要靠梁为之筹划，让叶恭绰向交通银行暂时挪借六十万元，才有“三造共和”之举（《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112页）。另外，人事的纠葛也困扰着梁启超。惠隐作《梁启超任北洋财政总长时二三事》一文，指梁任用亲友，“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虽满腹理财经纶，殆无施展之余地”（《追忆梁启超》257页）。张朋园在《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书中也认为，除了汤叡（觉顿），从康有为到万木草堂的弟子，对梁的政治作为只有拖累而无帮助。梁作司法总长后，同学、亲友多来求官，康对梁也有压力，要其安排同学职位，并特别指定要让徐勤作广东省民政长（相当省长），甚至要求梁以去就争。梁抱怨说:“须知吾非总统，（即总统亦不能干预各部用人权）岂能为所欲为。”（261-263页）但仍不得不作一些安排。在此情况下，梁与旧官僚的任人唯亲差别也就有限。

从政的挫败感曾经让梁启超对政治心灰意冷。他与伍庄发生过争论，梁的说法是:“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李杜，历史就减色不少了。”伍的回答是:“开元天宝间之姚崇宋璟，诚然算不得有重大关系。但安史闹到猖獗之后，郭子仪李光弼就有重大关系了。此时可以无杜甫李白，决不可无郭子仪李光弼。……你想为中国文化史争气，就非从政治奋斗不可，否则文化亦毁灭。”（《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116页）不过，更多的时候，梁启超还是承认:“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所以，他的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梁启超《外交欤？内政欤？》）。在政治活动中，他把自己定位在“政论家”，还是有自知之明。当然，他讲这话的1921年，已经从“实际的政务家”脱身。但此言仍能表明，即使政治活动失败，梁启超也并未放弃对政治的兴趣。而有政治情结，也是梁与王国维这类纯粹学者的区别。

表面看来，梁启超的政治立场不断变化。从职位的期待上，先是说“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身决不做一官者也”（《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但很快就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梁的政治主张也是从改良到革命再到反对革命，对政治制度的诉求是由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最后又接受了共和政治，和其师康有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康有为自称:“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在政治上也如此，终其一生坚持君主立宪立场，故有参与张勋复辟之举。梁启超则不然，其名言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梁自己检讨说，因多变使其言论效力往往互相抵消（《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而他的“善变”、“多变”也为人诟病。

其实，梁在“变”中也自有不变者在。就政治制度而言，梁始终以承认现存国体、谋求改良政体为目标。这使他无论是在清廷的专制还是在民国的共和两种国家体制下，都有与当局合作的可能。而其所谋求的政体改良也是一以贯之，始终以立宪为目标。无论是主张君主立宪，还是顺从民主共和，这一点从未动摇与改变。即使后来退出政坛，改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发言，推动国民运动，其关注点也还在修宪、制宪。这一点很重要，梁启超这派人后来对民国政治的影响主要也在此。1946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即是由梁派文人张君劢起草的，张因有“宪法之父”的称号。而梁的自白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追忆梁启超》418页）这个一贯不变，即使在不抱偏见的政敌，如陈少白也是承认的——“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兴中会革命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