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事件，关于这次由外交事件刺激所产生的群众运动，其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翻捡这些研究论著，笔者感到中外研究者基本上是在不断地构建扩充关于此一事件的“精英话语体系”，学者们尤其将注意力集中于事前事后知识界及文化思想层面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对于五四运动事件本身及其他面相的探讨较少顾及。[1]在许多“知识人”的笔下，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幅爱国民众合力抗议政府外交失败的图景，但是当时普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此一重大的外交事件或者由此而来的“群众运动”究竟有何反应？我们却不是很清楚。[2]

从当时五四运动的发动者来看，试图通过“民众运动”的方式来对外交施加压力是其主要目的。那么，宣传者是透过何种程序来对普罗大众施加影响？在此一过程中，“民众”究竟是处于何种地位与状态？他们所接受到的信息为何？又作出了何种反应？罗家伦在1920年曾说:直到五四运动之时，学生支持的“民众运动”并无实际的民众基础。[3]然而，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每次“民众运动”中群众在城市各个空间甚至乡村里弄中所作出的种种“呼应”行动呢？许多论者也注意到国民外交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关联性，或者把五四运动当作是“国民外交”运动的一次重要表演。[4]然而，“国民外交”究竟与“国民”有何关系？其所依恃的“民气”或者“民意”有多少实际的存在？具体表现何如？缺乏基本外交知识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的“集体反应”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上海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当地民众对此次运动似乎有着广泛的响应。陈曾焘曾认为五四运动在上海是一种“真正的、理性的、有计划的、有秩序的、以及非暴力的和全民各阶层都参与的一种民众运动”。[5]但是，这些民众的“参与”实际却值得认真研究。笔者在此前的论文中，曾认为五四之际“爱国商人”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像。[6]那么对广大的下层民众来说，尤其是农民、工人、小贩、无业者这些阶层的民众来说，他们真的有“参与”五四运动吗？这些民众真的是因为认识到“青岛问题”及当时中国外交的危机而作出自己的行动吗？还是其行为背后别有其他的动因？

实际上，从五四运动一开始，经由广泛的舆论宣传与动员，上海便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下层民众的情绪也渐渐陷于不安之中，各种谣言在街头巷尾传播着。[7]其中，上海及周边地区所流行的“置毒”（即放毒）谣言可以说是当时影响力最重要的谣言之一。这种有关放毒的谣言在上海造成了一场广泛性的群众集体恐慌，此一过程是与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的。事实上，这一“置毒”风潮也构成了上海五四运动一个重要方面，它牵涉到大多数民众的集体反应，甚至促成了许多的民众“爱国”行动。

许多论者认为下层民众是远离于上海的五四运动之外的。[8][9]但这只是从一个层面来说。如果从当时因“置毒”谣言的传播而聚集街头乃至采取行动的民众数量来说，也许下层民众是作出最多表现的一个群体。[10]本文即试图通过“置毒”谣言在上海的传播，来观察运动中数量众多的下层民众实际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又是如何理解的？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置毒”风潮牵涉到许多层面的问题，本文主要对此案中所体现出的下层民众对“外交事件”与“民族主义运动“的认知作些梳理，其他则留待将来的论文中再来探讨。

二、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实现与置毒风潮的产生

五四运动在上海的表现，除了大量发表的电文与集会、游行、演讲等动员之外，主要是与抵制日货运动的开展与“三罢斗争”的实现。关于青岛问题外交失败及所谓北京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即有相关机构开始发起国民大会，并筹备民众游行，提倡“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全面抵制日货。[11]7日，号称二万人的大示威在上海举行，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观察到“民众反日情绪似在继续增高”。[12]5月10前后，国民大会上海事务所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先后成立，上海的群众运动遂开始进入有组织进行的阶段。

上海学生与商界一些机构从5月中旬开始已在积极推行抵制日货运动，当时警务处报告即称有人正在强迫干涉华商及民众购用日货。[13]一个滑稽的“抢帽行动”不久出现在上海的街头。5月18日后，学生与游民开始从路人头上抢走日产草帽并踏毁。[14]这种扯毁东洋草帽的行为在租界非常普遍。[15]抵制日货运动也伴随着对日人的排斥，如黄包车夫拒绝日人乘车，游乐场拒绝日人进场。[16]华界闸北警署以“排日风潮”益烈，开始加派警力以防止民众的逾轨行为。[17]此时，上海的中文报纸充斥着对抵制日人及日货的报道。全面抵制日货的行动，舆论机构与精英有意识的宣传，可能使上海的普通民众开始对日本人有了排斥心理。

5月26日，上海学生开始宣誓罢课。[18]对日人及日货的抵制运动有了新的动力。为了让普通民众能配合抵货行动，学生及其他动员机构也在设法扩大宣传。传单对不识字阶层民众无疑没有什么效果，[19]于是一些演讲团被派到市郊及乡间，不过其效力是否真的能如策划者所愿，也不是非常清楚。演讲者有可能运用煽情的语言，使得听众对日本人产生恐惧。这种恐惧便可能会使普通民众增加对时势的忧虑，及对日人的排斥心理，或者对集体安全危机的担心。宣讲团虽然目的在劝乡人爱国，勿用日货等，[20]但对乡人而言，也许一种莫名的恐惧情绪在包围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