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影响巨大。红色苏俄支持世界革命的政策与言论，对于深受国际列强压迫、国内军阀割据的中国人，充满了诱惑与希望。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批立志以俄为师的激进知识分子，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俄共、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找反帝运动与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与有生力量。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成了最早被争取的对象。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日益严重地陷入一种半殖民的被列强欺凌压迫的状态之中。为了改变国家的这种状况，中国的志士仁人曾经努力向西方学习和取经。但是，一直到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止，中国的情况不仅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而且因为军阀割据和战争不断变得更加脆弱不堪。当国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再度寄希望于美国等国家能够主持公道的时候，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判决，终于使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以社会主义为走向的革命的俄罗斯。随着苏俄红军逐渐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布尔什维克的政权日渐巩固，俄国人也开始把他们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中国来。他们一面按照资本主义世界惯行的方式，通过外交的手段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一面却又坚持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着手在中国各派激进势力当中寻找同盟者。他们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选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发动者——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为俄国前途忧心忡忡的众多中国的知识精英。

在此之前，早在1911年就推翻了皇权专制统治的众多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党人在1917年2月发动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统治，充满了喜悦之情。但是，表现在中国这时报纸上的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从4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二月革命后组成的俄国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参见《晨钟报》1917年4月4日；《民国日报》1917年4月14日等。)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报端。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扬言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衷”。[(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5月6日，5月19日，6月29日，9月14日]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1卷，第4号，1917年6月15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1卷，第3号，1917年5月15日。)由“激烈派”布尔什维克所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剧烈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面对近邻的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明显地感到难以接受，他们纷纷声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且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年1月29日；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

中国人开始对俄国的十月革命抱以某种期望，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最早表示欢迎俄国平民革命胜利的，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鉴于俄国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克鲁泡特金与布尔什维克合作，以及劳农政府高度重视工农利益的特点，率先发表了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的言论。到1918年5月27日，中华革命党人主办的《民国日报》也开始改变对苏俄的态度，其6月17日社论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民国日报》1918年5月27日，6月17日。)孙中山甚至致电列宁，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极大的敬意。(《政治周报》第5期，第11页；《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0页。)到7月6日，改良派主办的《晨钟报》，也开始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了。(见《晨钟报》1918年7月6日。)就连一贯崇尚英美政治，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开始预言: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了。(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太平洋》第l卷，第10号，1918年7月15日；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同前。)

到1918年底，一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战胜专制，从奥匈帝国，到德意志帝国，到沙皇政府，纷纷倒台，另一方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拔地而起，社会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澎湃，开始向资本主义世界发起挑战。中国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一直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1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罗家伦:《今日世界新潮》，《新潮》第1卷，第l期，1919年l月l日；孟真:《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1卷，第1期；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1919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开始大声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北洋军阀皖系政客组织的俱乐部——安福系的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了。(见《李大钊选集》，第110，117页；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3号，1919年6月22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4期，1919年8月15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15卷，第10期。)

前同盟会员冯自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过一种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1920年；《瞿秋白文集》第l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2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