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2月1日，天色已晚，平日冷冷清清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为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送行的仪式将在这里举行。尽管天寒地冻，寒风凛凛，前来送行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除了外交部全体官员和部分内阁成员，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赶来，甚至连英、法、美、日、比等国驻华公使也都顶着寒风前来为代表们送行。人们快乐地谈论着巴黎和会的话题，不时发出阵阵欢笑。

送行者翘首以盼，期待外交总长陆征祥能透露一下和谈使命。然而，眼看列车就要启程，还不见代表们的半个人影儿。8点20分，也就是列车启动前15分钟，陆征祥一行才抵达车站。出人意料的是，陆征祥对出使一事一言不发，与同僚故旧们稍作寒暄，便匆匆钻进了列车。

事隔多年以后，透过当事人的回忆和斑驳的史料人们才看到，陆征祥的低调出访绝不仅仅因为其温和含蓄的性格，更是其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中国尚未获得巴黎和会的正式邀请，陆征祥只能采取请假方式启程前往欧洲。另一方面，一战的胜利带给国人“公理战胜强权”的空前乐观和北京政府务实的外交方针之间强烈的反差，更让陆征祥有苦难言。

8点35分，列车缓缓启动驶向奉天（今沈阳），留给送行者们一个大大的疑问——陆征祥为何要舍近求远，不是搭乘直航欧洲的轮船经印度洋、地中海直抵法国，而是绕道日本穿越太平洋，再从美国横渡大西洋？是某些学者所说的“欧亚航线班轮稀少”一票难求还是另有隐情？

列车在寒冷的夜幕中呼啸前行，陆征祥回想20天前，“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的那一刻。那些日子，中华大地举国欢腾，上自大总统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一年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的“公理”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在国人眼中，无条件收回德国等战败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就是最大的公理。由此，能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自然成了国人评判这次和谈成败的首要标准。

但是，长期担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清楚，外交舞台上并没有所谓的公理，有的只是强权和利益。事实上，曾亲手签下“二十一条”的陆征祥比任何国民都渴望“真理战胜强权”，他甚至天真地设想在战后和谈中毕其功于一役，废除列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3年前，陆征祥还在为“二十一条”与日本人苦苦争斗时，就曾预言:“将来战事完毕，必有大会，以历史观之，当日柏林会议、维也纳会议，凡间接关系之国均可加入。此次战事牵动全欧，或亦令间接关系国加入，亦未可知。”当时中国尚未对德宣战，这番话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非交战之国不能与会”讥笑为天方夜谭。然而，两年后，中国对德参战，成了一战的直接关系国，天然具备了参加和会的资格。通过和谈收回山东利权的梦想，突然变得真实起来，甚至让陆征祥感觉唾手可得。

然而，当梦想就要变成现实的时候，陆征祥要面对的现实却更残酷。一战胜利后，北洋内阁会议决定全国放假三天以示庆祝，同时还做出了不向和会提出归还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决定；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也不能不考虑日本的态度，毕竟此时青岛已落入日本手中。根据此前中日两国秘密协定，日本将在战后“交还山东”。这也正是陆征祥三缄其口的真正原因。

无论北京政府还是陆征祥都很清楚，决定和谈成败的关键不在中国，而在日本。他必须首先征询日本的态度，与日本就山东问题达成默契，才有可能按照北京政府的原则完成和谈使命。这也就不难理解陆征祥此行舍近求远绕道日本的良苦用心了。

然而，这条委曲求全的道路注定充满艰难曲折。

谁也没有想到，作为代表团团长的陆征祥刚一出发就病倒了，诱发了坐骨神经痛，无法起立，行动极为不便。为此，陆征祥特地电告北京政府，要求取消会见日本天皇和外交大臣的计划。但北京政府担心得罪日本，要求陆征祥“务望力疾即行按期入觐。万一不能支，只能酌减酬应，紧要接待不可忽略，事关国际，务应慎重将事，毋负委任。”陆征祥不得不抱病前往东京，分别与日本外相内田及媾和委员牧野分别会谈，但谢绝了日方的招待和天皇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