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沈因立之死

黄土构成的山西高原，曾经有十万北京知青在这里贡献了他们的青春。一个人青春是短暂的、宝贵的。青春与黄土相伴，与痛苦相随，与生死与共，一个二十三岁的知青沈因立把青春与生命永远留在这片黄土地上，留在了他生活了六年的大山之中。三十多年过去了，他长眠的地方已荒草凄凄，只有山风为他呜咽。世间巨变，岁月沧桑，沈君的死使人想起来那个悲哀的时代。

沈因立插队在距石峪十五里以外的庆城大队，这个大队是学大寨的典型，一个劳动日分红一块多，在当地农村是很高的了。沈是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初二学生，文静的气质，瘦弱的身材，但很聪明，有次清华大学请外国教授讲学，他旁听，用外语向教授发问，竟冷落了其他听课的大学生。他的父亲是北京大学很有才华的教授，可惜在"文革"时跳楼自杀了， 这给他心灵造成极大的创伤，他为此插队分配不了工作。石峪的插队生程绩分配工作三年了，有次去看他，他还在大队干电工，村里只剩他一个插队生了，其他人都已分配到城里工作了，可能就是他父亲问题的影响吧。

他的死是令人叹息的，是用亲手制作的"死亡自控器"自杀的。他把外面的高压电引进来，降至能电死人的程度，但又不致将人烧焦，然后把导线接到时钟上，并与自己的手脚连起来。最后吃上安眠药，上闹钟定时，闹钟一响，电流接通，闹钟响多久，电就通多久，正好使人致死。他怕自己死后别人触电，还写了"小心触电，不要碰我"的留言。

为什么要自杀呢？他留下一份遗书："为了避免误会，我应该首先把我采取这个行动的原因讲一下。特别是今天下午大队开会，支书在会上批评了我（及其他后勤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我的死是由于支书批评引起的。不，这和今天的会毫不相干。我是昨天晚上做出决定的。今天，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而下午会上，我倒是心悦诚服地接受支书的批评。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和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都无关系，而且我很感谢王四货同志（大队支书），在留我在大队的问题上，就是由支书做最后决定，使我能避免身体进一步恶化并用自己的微薄能力做了一点工作。我的死，主要是我个人原因，我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许多工作不能胜任，这就决定了我的前途不会很好。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我已对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感到厌倦了。我感到精神上的极度疲劳，而应该彻底休息一下。在少年时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戴着玫瑰色的眼镜，世界上的一切都显得绚丽无比，一点事就足以引起极大的好奇心，而以后是热心，去探索、去完成。随着时间的飞逝，玫瑰色逐渐脱落了，乐观成了装饰品。但是，过去生活造成的负担，却依然要承担下去。现在已到了我所能承担的极点了，我就要放下这付担子，离开这个世界了......由于我是无神论者，特别请求不必为我做棺材了，完全没有必要。永别了！我是怀着异常平静的心情走向死亡的。"他在遗书中还把自己用来自杀的电路称为"死亡自控器。"从遗书写的可以看出，沈因立的死是与他的厌世心理分不开的。这是在一九七四年，阶级斗争是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沈因立的自杀要被有关部门追认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自杀"，依据是他的遗书上写着：以前是戴着玫瑰色眼镜看世界，后来随时间飞逝，玫瑰色脱落，所以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这说明他对现实不满。一些知青听到此信息后，集体找到县革委会，声张正义，坚决反对给沈定为"现行反革命"，迫使县革委收回原来的打算，给定性为：非因公死亡。

沈因立走了，非常可惜，他没有看到后来国家的巨变。他是想到一个他理想的地方去，那一定是个温暖的、平静的、充满了爱和友善的天国了。但是沈君，你知道吗，那种地方是不会有的，人类总是在无休止的竞争中生存的。如今政治斗争被人生与金钱竞争所替代，人活得依然很累。

沈君死后，他的舅舅从北京赶来料理了后事，遗体被埋在他插队村子对面山坡上。近三十年过去了，他的坟被荒草覆盖，他的事逐渐被人遗忘了。岁月沧桑，长眠在深山之中的沈因立在唱着一首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