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发生的戊戌变法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为其三大目标。其中“保教”提出的动机是什么呢？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说:“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地。”实际上，“尊孔保教”的提出动机，不只是抵制基督教，还有吸收，模仿基督教教义礼义以改革中国农教的动机，当然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义在内。但是模仿基督教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有所不同，科学技术只是工具理性，而基督教却是西方文明价值渊源所在，所以对基督教的吸收与模仿就不仅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民族主义的范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维新派对基督教的吸收与模仿只能通过“尊孔保教”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却在理论上充满矛盾，在实践中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历史背景与基督教的影响

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帝国主义依恃坚船利炮入侵中国，使这个古老的封闭的东方国家被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伧促应付现代化的挑战。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与异族竞争的新环境，如何使中华民族富强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时中国民族思想日益高涨。所谓民族思想，是指一个民族各份子对其本民族的一种自我体认。这种自我意识感受最强烈的时候，往往是这个民族遭受外来压迫，其生存受到莫大威胁的时候。一般来说，民族思想常常成为一种自我团结对抗外侮的工具，以达到民族独立自主的目的。在反对帝国主义入侵，维护国家独立这一点上，举国上下是一致的。正如时人所说:“甲午之役，吾国败于日人，上下之人举以为忧。亦明知宜发奋以自强，然自强之道，果安在乎？于是君子谋于朝，小人谋于野，必求所以自强者。”

但是少数社会精英与广大民众在求自强的方式上反映出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上。大致上说，19世纪40年代的师夷派，60年代的洋务派和90年代的维新派，他们虽然对学习西方有不同的要求层次，但其共同的主体思想是如何通过变革，使中国富强，但持此种主张的人只有少数社会精英；而大多数中国人则表现为一种盲目排外的心理，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入侵，以及随同而来的西方文明，在其思想深层则是想维持中国社会的传统模式。近代史上的大多数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表现了盲目排外的心理。以历史发展趋势看，要使中国真正富强独立，不变革是不可能的。这种变革得不到社会普遍的支持，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求自强途径上的差异，从客观上看使中华民族力量分散，民族思想作为民族团结的工具未达到其应有的功效。如何使中华民族真正地团结一致，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呢？显然单纯地依靠民族思想是不够的。因此，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政治、法律制度的同时，还提出创立统一的中国宗教，试图以此作为团结全民族的精神支柱，完成其变法维新的政治思想。

康有为的“保教”思想显然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下形成的，其对宗教的认识与主张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民族主义的限制，具有世界大同思想的广阔视野。以维新派的经历来看，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无不受到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李提摩太、林乐知和李佳白等著名传教士都是改革中国的热情宣传者，与中国官场内外维新派领袖人们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国维新派从传教士那里不仅接受其所宣扬的非宗教层次的改革，。如科学技术物质层面、政法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在宗教层面也显然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他们认识到基督教对于西方文明的作用，政治法律、道德与宗教的关系。康有为说:“无道德则法律无能为，与以美国之政体而不能用也。”“夫将欲重道德之俗，起敬畏之心，舍教何依焉。”

他还说:“今之谬慕欧、美者，亦知欧美今所以盛强，不徒在其政治，而有物质为之耶。欧、美所以为人心风俗之本，则更有教化为之耶？政治教化之与物质，如鼎立足峙而并立，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聘驰，缺一不可者也。”

梁启超虽然后来与其师康有为在“尊孔保教”上有所歧异，但在维新时期亦积极鼓吹其师“保教”的主张，认为宗教教化为变法立国之本，其《论支那宗教改革》说:

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乎国民之知识与能力，而知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乎国民之所习惯于与信仰。然则欲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识力，欲增进国民之识力，不可不谋转变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于宗教革命，而古学复兴也。盖宗教者，铸造国民脑质之药料也。

谭嗣同也认识到宗教为政治法律与文化提供了价值根据，其《上欧阳中鹄》说:尽管学、政、教三者各有其内容，但“教则包括政与学而精言其理”，而《仁学》说:“教能包政、学，而政、学不能包教”。康有为还提出政教分立之一带近代思想色彩的主张，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传统有很大弊端，其《中华救国论》说:“夫物有阴阳，政教之不能无同异，天也，是时为帝者耳，何能以一时之势自矜也。今稍有异已，即务以破坏扫荡为事。夫荡坏者，贼之能事也，外人诮吾为野蛮，岂为过哉！”他主张:“政教各立，双轮并驰，既并行而不悖，亦相反而相成。国势可张，圣教日盛，其于敬教劝学，匡谬正俗，岂少补哉？”

他们这种对宗教作用的认识及其政教分立的主张，不无合理闪光之处。

维新派还从个人安身立命方面阐述了宗教的作用，梁启超《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说:“历史上英雄豪杰能成大业轰轰一世者，殆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学思想之人少。……其所以能坚持一主义，感动兴论革新国是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其在日本，维新前诸人物如大监、中齐、横井、小楠之流，皆得力于禅学者也，西乡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侮，前者仆后者继者，宗教思想为之也。其在我国，则近世哲学与宗教两者皆消沉极焉，然若康南海，若谭浏阳，皆有得于佛学之人也。两先生之哲学固未尝不戛戛独造，渊渊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唤起全社会之风潮，则不恃哲学，而能恃宗教思想之为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伟大而雄厚也。”康、谭固然信奉佛教，但是明显受到基督教救世精神的感召。因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不像西方人那样具有排他性，而有兼容性。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记载:“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潜心佛藏，大澈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诸圣，普度众生为已任。”又其《谭嗣同传》说，谭氏早年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文算术格致政治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变法失败后，谭氏面临生死的选择，而毅然选择死，他悲壮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清自嗣同始。”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英雄气概，固然源于其所信仰的佛教大无畏精神，也未尝没有耶稣舍身救世精神的影响。他们不是基督徒，但在其为变法所撰的著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在1898年期间是清末最大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力、谭嗣同和是期的梁启超都是关于未来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样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