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多姿多彩、极富传奇个性的人物。康有为文化个性所展示的异采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今试作探讨，姑做引玉之砖。

梁启超曾对其师备极称颂:“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世之人，未见其比也。”（注:《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要言之，是讲康有为的文化个性魅力如“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等等，时人无可及之者。

若考诸康有为本人的演讲、文章、诗词和平生所为，其英才之豪迈，其睥睨云天之气概，的确罕有其匹者。如他写于1879年的诗《秋登岳王台》和《苏村卧病写怀》（注:康有为的诗写于1879年，见罗书华、李灵年的考证，（《近代诗歌鉴赏大词典》第645页，毛庆耆主编），又见马自毅《康有为诗文选》第1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简夷之等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第117页。辛弃疾、苏轼的词虽然豪迈，但缺少康有为、张孝祥、毛泽东的词那样的奇魄。），其高古旷远、横目八表的气势，怕只有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和《沁园春·雪》堪与伯仲。马洪林先生总结1996年青岛“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的观点后认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家，开创中国近代化时代的导师”（注:刘善章等主编:《康有为研究论文集·跋——康有为近代化思想的三维空间》第225页。1998年7月版，青岛出版社。）。

康有为之pán＠①pán＠①大才为天下所共识，自不必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才和他的文化个性是什么关系，这种文化个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怎样正确对待这样一笔精神遗产。

一、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

文化个性，简言之，是指个体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内容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来自于民族文化积淀，却又是经过个体的选择、放大和强化的部分。

康有为的文化个性可谓丰富多彩。本文只从与戊戌变法失败相关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代名家评传》的作者王森然在写《康有为先生评传》时引了一段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述后，却删掉了梁至关重要的一句话。王著说:“先生有图章一，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其气概若此”。“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行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象，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注:《近代名家传·康有为先生评传》第1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北京第一版。）这几段话几乎照抄梁启超的《南洋康先生传》而不误。但此段话紧接其后还有一句为:“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著:《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追随康有为20多年，对康有为自然是知之甚深。这话虽然是指康有为大彻大悟时的状态，但是也大致概括了康有为的文化个性特征。关于康有为的这一个性特征，蔡尚思先生在他的《再评康有为》一文中也说，康有为“惟我独尊，以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自居”。（注:《康有为研究论集》，第3页。）。

考诸康有为一生行迹，可以看出这“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或许还有点霸气），是康有为文化个性的基本内涵。其他内涵也大致可以用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浩气；大局清醒、小事糊涂的书生气；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来概括。

康有为自号“长素”。何为“长素”？长于素王是也。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为不用加冕的王。这个自号已说明康有为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是比圣人还要圣人。

康有为不仅自诩为素王，就连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称号。

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

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之义；梁启超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

麦孟华，号驾孟——驾于孟子头上之义；

曹泰，号越jí＠②——（孔jí＠②，即子思，孟子的祖师爷）曹泰有超越子思之可能；

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谑之为“把曾参当马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