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康有为是作为“改良派”和“保皇派”被放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对立面的。这种评价当然带有明显的政治标记，因此，当斗转星移，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改良和渐进改革的意义时，也对康有为首的变法活动给予了积极评价，把他看成一个爱国的改革先驱。但很快，康有为的人格又遭到了怀疑，康的狂妄，虚骄，功利都成为被诟病的对象，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康有为的形象颇为不堪，只是这股潮流的艺术体现。

康有为的功绩是否曾被夸大？今天的人们对康有为究竟是否又过于苛刻？

其实，追究关于公车上书的真实性等问题意义并不大，作为一个维新领袖，康有为的历史功绩诚然是不容否定的。问题是，维新运动在仓促中确实失败了，六名志士横死成就了爱国者之名，而他自己一溜烟做了飞毛腿，这不能简单地往“反动派”头上一推了事。而康有为自己，逃亡海外后很快变成顽固的保皇派，甚至成为共和革命的敌人。康有为立场，能力和动机，甚至人格受到后人质疑并不过分。

康有为的功利，首先表现在对权贵的巴结。1888年，康有为去北京参加乡试时“遍谒权贵”，以求上书推进变法，结果被北京的保守官僚们拒绝。一方面，康有为的思想不可能为保守的满清官僚接受，另一方面，他的阿谀奉承，“嚣张卑蹈”也引起了官僚们的反感。当时的京官们都觉得康有为是“托名西学，希图利禄”，过度热衷功名。

1895年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已经是名满全国的维新领袖，他带领弟子梁启超建立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表面上看，他成功地网罗了一批重要官员，组成强学会的几乎全是清政府中有改革思想的新权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和直隶总督王文韶各捐了5000两银子赞助强学会。但据康有为本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的记叙，他很快就失望地发现，开明官僚如丁日昌，张之洞的赞助不过是想“籍以渔利”而已，也就是说，尽管康有为刻意巴结高官，他们却在各自打自己的小算盘，并非改革的忠实盟友，张之洞后来的翻脸果然也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思想最先进的地方，拥有众多热情支持变法的绅商富贾。康有为当然也希望得到上海商界的支持。但据启蒙思想家，广东籍的上海绅商郑观应在一封私人书信中指出，“沪上强学会，南洋士大夫多列名助款，惜办事者无条理，不允选举商董协力维持。” 商人出了钱却不能参与管理，岂不等于是冤大头？

康有为虽然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发展现代经济的改革建议，但在现实中，却始终不能摆脱传统文人的心理，只知道一味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皇帝，官僚连在一起，对商人怀着根深蒂固的轻蔑。他热衷于利用新兴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力量，但却全然不顾他们的权益。而当时上海绅商虽然在道义上支持变法，但对康有为个人的评价并不高，对变法的成功也并不乐观。康广仁曾经劝兄康有为“专心教育之事，著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后大行改革等法。” 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在即将接受光绪皇帝召见前，特地面晤郑观应，问，“政治能即变否？” 郑当即指出，“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拇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

可惜康有为哪愿再等三年？当时旁观者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的形势，康有为却一定要逆流而上，孤注一掷，其政治头脑和能力不待后世批评，就已有定论。但是，郑观应仍然在变法失败后努力保护康有为在上海的弟子，并送给避难于澳门的康有为之父一百元。在康有为流亡海外后的1900年，正是上海的绅商发起一系列政治活动，试图阻止慈禧太后废光绪帝的阴谋，其中上海工商界领袖经元善还因此被清政府通缉，被迫流亡澳门。

立宪运动和共和革命中，也都少不了全国各地工商界人士的身影。看似精通日本明治维新的康有为只注意日本的体制变革，而忽略了其社会因素，他似乎没有弄明白，在日本变政成功背后的，正是企业精神的勃兴，工商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康有为面对中国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却不去争取，其势利和缺乏远见可见一斑。

最初经张之洞介绍后结识康有为的经元善对康有为的印象也并不好。经元善在致康有为的一封复信中说，

“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夫名乃造物最忌……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1)

这封信中暗示出这样的情况，康有为先写一信给经元善，对维新运动的推动不力大有抱怨不满之意，经元善则在回信中明确指出康有为的缺点是太急功近利，如果说，十年前康有为在北京的时候，京官们对他的负面评价可能是守旧者的偏见和误解，那么一个支持变革的上海企业家表达完全一样的看法，就只能说明这是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