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的来龙去脉
2009年05月20日 17:06书摘 】 【打印已有评论0

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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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叶曙明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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