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将是康有为在中国历史坐标图中永恒的坐标。

他出身平凡，经过若干年的奋斗，终于到达天子身边，施展宏图，力图挽狂澜于即倒，撑大厦之将倾。如果他成功了，那将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又一个诸葛亮、王猛似的标杆人物。虽然这场维新运动中他不是高官显贵（仅仅是六品官），不是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没有与皇帝策划一个又一个上谕），但在同志和敌人心中，他永远是这场改革的旗手。

改革这一天的到来，那是他至少40年的梦想啊！！

托身明主、展才济世，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实现。纵观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史，比比皆是怀才不遇和怀才误身者。李白“斗酒诗百篇”，其酒，是怀才不遇的浇愁之酒，以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有月亮与自己的影子是自身才干的知音了。所幸他虽然怀才不遇，却不曾误身，终有“诗百篇”留芳千古。而多数知识分子就不如他，虽怀才，却既“不遇”，又“误身”，闯荡到老，只唱着“归去来兮”而自娱，连所唱的都不是自己的创作，于是“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倒不如无才的好了:但正因为如此，“虽九死而犹末悔”者反倒更加受到知识阶层的崇敬。在晚清那个多事的时代，康有为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榜样。

康有为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他偶然从康家两万卷的藏书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等几本新学著作，他将永远沉缅于旧学，不能自拔。但新与旧的冲突显些把他弄疯了。

原因在于他的抱负至大。他的家乡，广东省南海县西樵苏村之敦仁里（今广东省南海市丹灶镇），地近广州，得外洋风气之先，文化发达。有适宜生产知识分子的气候，土大夫们“以理学兴起，肩摩迈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于是，在这样的气候中，在一八五八年三月十九日，在敦仁里深处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里，子夜时分，一声尖厉的哭声，康有为诞生了。正如他后来自己的描述: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有可为，以圣贤为必至可期——有为、有为，他一出生，便似乎预示了他的一生正将大有可为。

他很聪明。六岁便读四书，读书以寸记。就像他的胞弟康广仁对他的学生们说的那样:“你们先生，从小就很用功读书，每天早上拿五六本书放在桌上，右手拿把很尖利的铁锥，用力向下一锥，锥穿两本书，今天就读两本书；锥穿三本书，今天就读三本书，每日必定要读一锥书。他有时要完成看一锥书的任务，看书看得上眼皮闭不下来。”总之，康有为发誓:三十岁前读尽圣贤书。因此，同乡笑之曰“圣人为”。

具有如此伟大抱负的准圣人，当然不会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讨厌科举、不重功名”。在那个时代，科举是中国知识分子扬名立万的唯一道路，康有为岂能免俗。于是，这位在戊戌变法中力主“废科举”的康圣人，中举之前，逢科必试，甚重功名。然而事与愿违，他三应乡试，三次落榜．大受刺激，“愤学业之无成”。

如此天才人物却学业无成，是老师还是学生的问题呢？在康有为及其家人看来，当然是老师的问题。从启蒙到赴举，康有为的家人为他十易其师。终于，1876年，十九岁的康有为出现在南海县九江乡的礼山草堂，成为朱次琦的学生。

朱次琦(1807-l882)，人称九江先生，广东南海人，清代著名学者、教育家、诗人，也是著名的清官。朱次琦比较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国学的种种偏颇，力图从儒学的源头——孔子之学那里汲取活力、寻求解决时弊的办法。他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的文稿焚毁殆尽，成为再传弟子梁启超眼里中国旧学的一个句号。这个讲学终身的道学先生，极端讨厌洋务，这世界上一切外来的新东西，他无不反对。就在康有为拜他为师的1876年，得知朝廷派遣原广东巡抚郭嵩焘使英，竟大为愤怒，撰文斥之“何辱国如此”。

十九岁时的康有为对此公崇拜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捧着老师的手，接受老师的教导，就好像旅客得到了旅馆，瞎子看见了光明；于是，我洗心绝欲，一心一意，旺依朱门。”他后来还有一个比喻:他的朱先生传授给他的“大道”，就好像供奉在圣堂上，给圣人享用的大块祭肉。

这大块的祭肉，康有为吃得津津有味，培育出一个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成为帝师王佐。这当然是大学问。经世致用，用为帝师，做学问的用处，何过于此。

但康有为太着急了。

他一旦选定帝师的理想，便以为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帝师之路，近在眼前。然而，屡应科举不弟，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谈何帝师？于是，康有为认定老师指的道路是对的，但老师“道术浅薄”，因此他只当了朱次琦两年的学生，便“悄然而谢本师”，另觅高人。

他找到了佛祖。

1879年，二十二岁的康有为脱离师门，茫茫然走进南海西樵山，在白云洞里搭个窝，专读道教和佛教书籍，试图“习五胜道”以“肉身成圣”。

康有为的这段经历，中国的影视文学渲染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