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康有为

我对康有为一直没什么太好的印象，说来可笑，这反感首先来源一种妒忌，大约自己比较笨，总觉得喜欢自我吹嘘的人总有问题。读康有为的东西，老想着他是在吹牛，翻开中国近代的历史，像他这么感觉良好和敢说大话的人，还真不太多。康有为自订的年谱上说自己五六岁时开始读四书，到十岁便“知曾文公、骆文忠，左文襄之业，而慷慨有远志矣”。书读多了，对有些文字已经麻木，譬如神童之说，在这一点上，康有为表扬自己和表扬自己儿子如出一辙，他老人家五十岁才得子，儿子三岁，能背三十首诗，认识几百个字，他立刻写诗盛赞“风骨凝端秀，神明得静舒”，认定这孩子前途无量，将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三岁毛孩能背诗识字，这样的神童在今天也不少见，一个人日后若有了出息，早年的聪慧便是明证。其实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是经常的事情。

康有为被称为“康圣人”，这又是我不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圣人不是普通人，没有人情味。他是天生的教主，一言一行，都和他的书法一样，流露出强悍的霸气。我始终想不太明白，光绪皇帝如何就轻信了他的蛊惑，读谭嗣同的《仁学》，读康有为的《大同书》，总觉得是年轻的皇帝上了文人的当。站在大清朝的角度上，康梁一党，不仅要杀，而且要斩草除根。光绪当皇帝毕竟嫩了一些，虽然《仁学》和《大同书》都是戊戌之后才出笼，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显然是早已形成。谭嗣同的变法，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因为他赞美法国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康有为表面上温和，开口皇上闭口忠君，他的《大同书》更让人口瞪目呆，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说到乃师的哲学思想: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梁启超这篇介绍文字，写于一九○一年，此共产当然不等于彼共产，但是就其宣扬的一些东西来看，如“土地归公”，“男女平等，结婚离婚自由，严禁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教育平等”，“遗产一半归公”，设“养老院”，“育婴之事，必由公局，父母不得与闻”，还真有些共产主义色彩。对于大清朝来说，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无疑异端邪说，光绪皇帝会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康有为显然是阴谋家，早就有几步走的如意算盘，可惜历史有自己的逻辑，并不按照他的想法发展，戊戌变法是第一步，这一步刚跨出去，就输得一塌糊涂。人们谈起这一段往事，喜欢把过错推到袁世凯身上，好像袁当时只要站在维新党人一边，变法便可能成功，中国的前途于是会另一副模样。这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在一个有着古老封建传统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

康有为的幸运，在于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他许诺了一大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理想，真放开手来让他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局面。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倒给人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好印象。当时的有识之士，深感大清朝的溃败，为了国富民强，在是否要改革这一点上，都站在他一边。站在一边不等于完全认同，大家不过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想到达的目的地却风马牛不相及。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就是因为赞成维新党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而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康有为并不完全一路，都觉得康有为“心术不够纯正”，因此“难当大任”，他们心目中能够胜任领导改革的人物是张之洞。另一位曾经当过清朝两任军机大臣的翁同，也是赞成变法的帝党人物，他在日记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光绪皇帝。